2019年12月15日，上午，乘著出差在寧波，今天是周日，我專程拜訪了仰慕已久的天一閣。天一閣建於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年—1566年），由當時退隱的明朝兵部右侍郎范欽開始於宅東建造藏書樓，並命名為“天一閣”，佔地面積2.6萬平方米，已有400多年的歷史。天一閣藏書樓坐北朝南，為兩層磚木結構的硬山頂重樓式建築，通高8.5米，斜坡屋頂，青瓦覆上。一層面闊、進深各六間，二層除樓梯間外為一大通間，以書櫥間隔，時藏書七萬餘卷。明永曆十九年（1665年），范欽曾孫范光文在天一閣前鑿“天一池”通月湖，增構池亭，環植竹木，園林以“福、祿、壽”作總體造型，用山石堆成“九獅一象”等景點。天一閣的藏書和建築為研究書法、地方史、石刻、石構建築和浙東民居建築提供了實物資料。天一閣分藏書文化區、園林休閒區、陳列展覽區。以寶書樓為中心的藏書文化區有東明草堂、范氏故居、尊經閣、明州碑林、千晉齋和新建藏書庫；以東園為中心的園林休閒區有明池、假山、長廊、碑林、百鵝亭、凝暉堂等景點；以近代民居建築秦氏支祠為中心的陳列展覽區，包括芙蓉洲、聞氏宗祠和新建的書畫館；書畫館在秦祠西側，有宅六棟：雲在樓，博雅堂，晝錦堂，畫簾堂，狀元廳，南軒。
天一閣的西大門是清代的木結構大門是清代的木結構建築單體，古樸典雅。 1980年將西河街原紅星紡織廠使用的觀音殿大門遷建過來的。平面三開間，硬山式屋頂，五層馬頭牆，在門廳的外側有一橫匾，上書“南國書城”，這是由著名國畫大師潘天壽於1962年所書。大門兩旁的對聯是書法中的鐘鼎文，上聯：“天一遺形源長垂遠”；下聯：“南雷深意藏久尤難”，由著名書法家顧廷龍先生書寫。所謂“鐘鼎文”，是商周時期的華夏先民刻在青銅器如鐘、鼎之類上的文字，其實說是符號似乎更確切一些。這幅對聯上聯說的是天一閣藏書時間悠久，藏書規矩、藏書精神可師可法。下聯說到的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黃宗羲登上天一閣後的感嘆心情。黃宗羲號南雷，在清代康熙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73年，破例成為了第一個登上天一閣藏書樓的外姓人，後來應天一閣傳人的請求寫國一篇專記《天一閣藏書記》，落筆就寫了四個“難”字：“嘗嘆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中懸“天一閣”橫匾，“天一閣”這個匾額的字體是楷書，是從唐代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銘》字帖中一個字一個字挑出來，並做技術處理。內柱上的對聯爲郭沫若所書的“好事流芳千古，良書播惠九洲”。
走進西大門，門的背面有一幅對聯：“建閣閱四百載，藏書數第一家”，是由寧波本地的大書法家沙孟海先生在1963年書寫的。大門裡面是個鵝卵石鋪地的庭院，裡面是一個天井，中間是天一閣的主人的全身坐像。范欽（1506—1585）字堯卿，作安欽，號東明，浙江鄞縣（今寧波）人，著名的藏書家，天一閣的創建人。 27歲時考取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范欽性喜藏書，游宦期間，每到一地，都特別留心搜訪當地的文獻。與其他偏重版本的藏書家不同的是，范欽重視當代人的著作，故其藏書以明刻本為主。范欽藏書處原名東明草堂，隨著藏書的增加，原來的書庫已不堪容納，范欽遂決定在住宅的東面重建一書樓，即後來聞名於世的天一閣。天一閣藏書有較嚴密的管理制度。范欽臨終時，把家產分為兩份。一份是白銀萬兩，一份是天一閣及數万卷藏書。後由長子範大衝繼承了天一閣，並遵守“代不分書，書不出閣”的祖訓，從而有效地防止了藏書的散失，對我國傳統文化的保留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庭院三面圍以青磚花牆，南北開有八角洞門。
范欽全身坐像後面有塊照壁叫“溪山逸馬圖”，溪山逸馬圖系已故民間老藝人胡善成堆塑的力作，八匹駿馬在溪邊揚鬃踢蹄，甩尾扭頭，嬉戲嘶鳴，其形其姿，栩栩如生。畫面造型粗看時比例失調，其實是充分運用了中國傳統繪畫技巧，突出了畫面重點。溪山逸馬圖，也稱八駿圖，系已故民間老藝人胡善成主創的堆塑即灰雕作品，作品高2.07米，寬10.87米，八匹駿馬在溪邊嬉戲嘶鳴，栩栩如生。 “溪山逸馬”右下落款：辛酉仲冬（1981年農曆十一月）寧海胡善成、四明周貴笙。八駿是漢族傳統寓意紋樣，傳說中周穆王駕車用的八匹駿馬，能日行千里。徐悲鴻的代表作《八駿圖》即出於此，徐悲鴻的八駿呈奔騰馳騁之姿，桀驁不凡、豪氣勃發，常寓意為馬到成功。這裡的八駿溪山之間嬉戲閒逸，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寓意天下太平。這幅鉅作當年是胡善成老人繪圖上牆，四位師傅共同堆塑成型的。
天井南側的圍牆，那邊是東明草堂。天井北側，外面是北書庫。從天井南側的八角門進去，門楣上的“春隨人意”四個字著名的紹興籍園林藝術家陳從周先生題寫的。穿過狹長的天井，來到了東明草堂。東明草堂原建築是五開間，但是已經被毀。現在的建築是1980年是將西河街原紅星紡織廠使用的，一幢清代清代道光年間觀音寺的木結構殿宇搬來改建的。面闊三間，單層硬山式建築。東明草堂門前掛有對聯：“圓妙洞庭三百顆，高奇太上五千言”，為清末民初“慈溪四才子”之一、回風堂主人，民國早期寧波才子馮幵（字君木）題寫。東明草堂是天一閣建成之前范欽的藏書、讀書之處。之後隨著其藏書的增加，東明草堂不堪容納，於是范欽開始著手重新建造一座新的藏書樓，即天一閣。此後東明草堂便成為范欽的會客之所。
走進東明草堂，樑上高懸“東明草堂”匾額，下有題跋：範堯卿舊有藏書處曰東明草堂，以此額顏之。沈邁士，時年九十二。正面屏風上掛有一幅《雨後林泉圖》，為清代鄞縣畫家陳允升所畫。圖卷兩邊掛有對聯：“遊範宅詧人間庋閣千夫悅口碑天一；懷儒家聞域外黌宮萬國傾心拜仲尼。 ”東明草堂，堂上整齊的擺放著幾套清式紅木靠椅、茶几，佈局規整，格式典雅。第一排的椅子由藏書家朱酇卿捐贈的清代家具（古董），後面則為明代家具。東明草堂得名由來：東明：范欽字堯卿，號東明。草堂：自謙。最初是書房，後來成為客廳明朝，文人大戶一般都設有書房。這裡最初是范欽的書房，用來藏書、讀書。後由於草堂逐漸無法容納增加的藏書，范欽專門修建了一座單體式的藏書閣——天一閣。東明草堂自此成為了家裡的會客廳。
在東明草堂正面的院牆之上圍牆上有一幅堆塑作品，獬豸是古代傳說中的神獸，體型大者如牛，小者為羊，類似麒麟，雙目明亮有神，額上通常長一角，俗稱“獨角獸”，是正義的象徵。獬豸堆塑作者是寧波已故民間老藝人胡善成在70年代創作的。獬豸是中國司法精神的象徵物，當年天一閣的主人范欽曾出任江西副都御使和雲南按察使，當時官袍上的圖案就是獬豸。據說獬豸是中國第一個大法官——皋陶身邊的神獸，相傳能通人言、懂人性。它怒目圓睜，能辨是非曲直、識善惡忠奸。發現奸邪的官員，就用角把他觸倒，然後吃下肚子，有神羊之稱。它是勇猛、公正的。
在天一閣南大門後，穿過天井北側的八角門，門額“以衍清芬”四個字也是著名的紹興籍園林藝術家陳從周先生題寫的。八角門這邊是北書庫。北書庫位於天一閣西北側，上下三層，共佔地385平方米，建築面積1062平方米。天一閣的藏書由解放初的1.3萬餘卷逐漸增加到了20餘萬卷，急需建造一座新的書庫。當時負責藏書管理的邱嗣斌與市建築設計院聯繫，該院派閻良駒工程師來測繪，新書庫仍照天一閣藏書樓式樣繪製，材料用鋼筋水泥，小青瓦、馬頭牆，具有寧波地方特色，庫址就選擇選定尊經閣西北角方向。1976年開工，1981年建成，建築外形風格保持了同天一閣整體環境的相協調，呈現了天一閣藏書樓二樓佈局。
創建於明嘉靖年間的天一閣以收藏孤本、抄本、金石碑刻和明代文獻而著名。清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天一閣進呈藏書638種，其中有96種收入四庫總目，377種列入四庫存目，此舉令天一閣之名舉世皆知。然而，多年來受場地和展陳條件限制，天一閣的館藏古籍及其歷史文化內涵得不到充分展示，全國各地慕名而來的人們常常止步於書庫之外，不由慨嘆：看書難。天一閣在確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2012年1月起嘗試對外開放。現在人們可以透過玻璃，看到一排排整齊的書櫃，領會什麼是“典籍浩如煙海”。在北書庫，人們還能實地考察文物的保存環境，觀看古籍修復的實景展示，了解古籍保護、管理、研究、修復的一系列過程，這種實景展示方式在國內尚屬首次。北書庫最大的特色就是“集藏書與展覽於一身”，一冊冊充滿歷史厚重感的古籍被實景展示，讓古書和現代人的距離變得不再遙遠！為了保證能更好更先進地保存古書籍，這裡有最先進的恆溫恆濕系統，能始終維持庫房內最適合保存古書的溫度和濕度；這裡有實時環境監測系統，能監測分析庫房內所有影響古籍收藏的數據。
第一代藏書樓天一閣（或稱寶書樓），面積約480平方米，從明嘉靖末年使用至1970年代，因藏書量增加和保護古建築本體需要不再作為書庫使用。第二代藏書樓天一閣博物館北書庫，面積約1000平方米，從1980年代至2009年作為藏書樓使用，因藏書增加、面積不夠而停止作為書庫使用，現一樓用作展廳，二樓、三樓作為傳統修復工作場所。第三代藏書樓——天一閣博物館古籍庫房，主庫區面積超過1300平方米，從2010年開始使用，保存條件符合現有標準，但面積還是不夠。
離開北書庫，沿著東南角小門外的筆直的巷子一直往前走，右邊就是范氏故居，於是，我走進了范氏故居的前院。范氏故居原系範宅的東廳，後為范氏後裔居住生活之處，它處於高牆環繞的天一閣藏書樓之外，做到了生活區與藏書區相互隔離，是范欽為保護藏書的精心安排，現建築為清道光九年（1829）重建。廊柱上掛著一付對聯：“家釀滿瓶書滿架；山花如繡草如茵”。是范氏後人范永祺所寫。范永祺：天一閣後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舉人。上聯出自白居易《香山寺》詩：“空門寂靜老夫閒，伴鳥隨雲往復還。家釀滿瓶書滿架，半移生計入香山。”下聯出自唐代許渾的七律《寄桐江隱者》：潮去潮來洲渚春，山花如繡草如茵。嚴陵台下桐江水，解釣鱸魚能幾人。全聯描寫的是一種悠閒自在的隱讀生活。
范氏故居現作為天一閣發展史陳列的一部分，內部已恢復成明代范欽時書房的佈局，展示范氏私藏時期的歷史內容。走進范氏故居，有三間堂屋，左右兩側分別有一處展示區，一邊是古籍修復技藝演示區，一邊是古籍藏書架展示。堂屋東側是一組人物雕塑，名為《代不分書》。范欽因其多地為官，甚至做過抗倭的指揮官。所以在藏書的管理上也和別人不同。為了保護藏書，訂立了極其嚴苛的族規：藏書歸後代子孫所有，需各房的鑰匙齊聚才能打開藏書閣。這便是“代不出分，書不出閣”。范欽共二子，長子範大衝，次子範大潛早夭。在其油盡燈枯之際，將長子、兒媳叫到床前，將所有遺產一分為二，一為白銀萬兩，二是藏書七萬卷。大兒子善解父意，義無返顧地選擇了藏書，並表示願意繼續投入，以增加藏書並保護和修繕好天一閣。從此，天一閣便有了世代子孫嚴格遵循的“代不分書，書不出閣”的遺教。
另一側佈置成書房，一張書桌，幾架書櫃，書櫃裡堆滿了各種線裝書。書桌背面，上懸匾“一吾廬”，下掛一幅字畫。范欽一生酷愛藏書。為官多年，每至一處，便廣蒐當地文獻。對於一些買不到的書籍，便僱人抄錄私刻，其手下抄手一度多達20餘人。這個時候的范欽已經痴迷於藏書，做官反而成了業餘。之後因其剛正而得罪了權臣嚴嵩，心灰意冷之下辭官回到寧波。
范氏故居後院的影壁堆塑：漁樵耕讀，鶴鹿同春。漁樵耕讀是中國傳統農耕社會的四業，代表了民間的基本生活方式。“漁”原型是東漢的嚴子陵，他是漢光武帝劉秀的同學，劉秀很賞識他。劉秀當了皇帝后多次請他做官，都被他拒絕。嚴子陵一生不仕，隱於浙江桐廬，垂釣終老。“樵”是漢武帝時的大臣朱買臣。朱買臣出身貧寒，靠賣柴為生，但酷愛讀書。妻子不堪其窮離他而去，他仍自強不息，熟讀《春秋》《楚辭》，後由同鄉推薦，當了漢武帝的中大夫、文學侍臣。覆水難收的典故就出自他，朱買臣做了大官之後其妻又要求復婚。買臣取一盆水潑在地上，讓她再收回來，表示夫妻關係已無可挽回。“耕”所指的是舜在歷山下教民眾耕種的場景。中國古代社會一直以農為本，耕織不僅是農民的生活之源，也是歷朝歷代君主治國興邦的基礎。“讀”則是講述蘇秦埋頭苦讀的情景。戰國時縱橫家蘇秦到秦國遊說失敗，為博取功名就發憤讀書。“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所說的就是蘇秦。“漁樵耕讀”兩側的仙鶴松樹、鹿伴梧桐寓意松鶴延年、鶴鹿同春。
漁樵耕讀對面的堆塑料是九獅圖。九獅，太師少師都為官職，意含祿，獅諧音“嗣”，寓意多子多福，世代長久相傳。以前灰雕的材料用的是蜊灰、麻筋等，加明礬增加牢度，加紅糖發酵，加糯米粉、膠水增加蛤蜊灰粘性，膠是魚膠、骨膠。雕灰材料攪拌均勻至漿糊狀後要求存放在桶裡封蓋悶一個月，自然發酵後的灰才有更好的韌性、粘性。傳說造長城也加糯米粉等，類似材料類似工藝才使牆磚千百年不壞。現在因為環保原因，禁燒蛤蜊灰，只能用牆灰混合水泥等替代。灰雕雕好之後，是接近青磚的青白顏色，主材蛤蜊灰跟糯米粉的顏色都是白的，現在作品的灰黑色是當初整體做好之後，用烏煤粉加上明礬、膠水刷上顏色的。原來白色的材料，日曬雨淋時間長了會泛黑，將滿牆堆塑塗黑之後反倒不怎麼會褪，積年累月黑色薄了，反而露出原來材料的白色了。這樣立體效果自然顯現而且可持久保持。九獅圖上端是三國故事堆塑，故居圍牆上還有各種花卉圖案雕塑。
范氏故居前面門與二進司馬第房屋相連，我來到了司馬第房屋。司馬是古代時的官名，是兵事類的，范欽官至兵部右侍郎，以司馬代稱，他的府第也就稱作司馬第了。范家原先的“司馬第”大門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不存在了，司馬第台門、耳房系1996年恢復重建。坐北朝南的“司馬第”是過去范欽家的正大門，這裡原來是范家最早的大門，因此上面懸掛了“司馬第”的匾額。民間有“司馬者，非榮即貴”的說法，因而，往往在宅第前署“司馬第”，以光耀門楣，也就是說天一閣的這塊“司馬第”牌匾，也是彰顯主人范欽的尊貴，光耀門楣。大門的廊柱上掛有對聯：“夜雨閒吟左司馬；時晴快仿右軍書”。落款：由拳馮登府題。 “由拳”古縣名，在今嘉興南，屬會稽郡。馮登府（1783—1841），字柳東，號勺園，浙江嘉興人。早年為阮元幕客，嘉慶二十五年（1820）中進士，歷官庶吉士、知縣、寧波府教授等。此聯是馮登府抄錄乾隆年間東閣大學士王杰題瀋陽故宮保極殿西壁的對聯。
走到大門外面看，門兩邊分別有一對旗桿為進士旗。古時中了進士才能在門口豎一對旗桿來代表榮耀。范家出了兩個進士，所以左右兩邊各有一對旗桿。范家出過兩位進士，第一個是天一閣創始人范欽，嘉靖十一年（1532）進士，成績是二甲三十八名（加上一甲3名，就是全國41名）。第二個是范欽曾孫范光文，就是給天一閣水池配上假山的那位，順治六年（1649）進士，殿試成績比他太爺爺差一點，二甲七十七名（全國80名）。
天一閣在浙江省寧波市，建於明朝中期，它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私家藏書樓，也是亞洲現存最古老的圖書館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圖書館之一。書藏古今，數百年來一直是文人墨客的聖地，卻又緊閉大門。自古以來，能登閣拜讀的不過寥寥數人，皆是盛有名望的學者。從司馬第西側小門走過去，西邊有六間平房，磚木結構，前有廊和庭院，俗稱“范氏餘屋”。范氏餘屋原為范氏家族附屬用房，建成於明代後期，清至近代多次修繕。該建築坐北朝南，六間一弄，進深五椽，單簷硬山頂，樑架為穿斗式和抬樑式相結合，是較為典型的寧波民居建築。 2001年修葺後闢為“天一閣發展史陳列”。范氏餘屋西廊另有一付對聯：“書不出閣藏天下；代不分書澤萬年。”落款：談錫永。談錫永，又名王亭之，1935年生於八旗世家，廣東南海人。著名書畫家、國學大師，其佛學研究成果斐然。
范氏餘屋院落裡有一組雕塑，展現的是范氏族人曬書查蠹的場景，古時藏書為了防潮防蛀，需要定期曬書。晾曬藏書是天一閣一項傳統的古籍保護措施，每年伏季到來時，將藏書從櫃中取出，通風晾曬，除去蟲子及蟲卵，可以有效地防止書籍發霉和蟲囓。院中的銅雕生動展示了范氏家族過去400多年夏季辛勤曬書的畫面。古時候藏書樓的防潮措施很有限，為了延長書籍的壽命只能定期曬書。過去每年的梅雨季後，范家後人就要把藏書樓裡的書一批批拿出來晾曬。由於天一閣的藏量大，這個工作往往需要持續一個月。天一閣每當梅雨季節時須密封書庫，直至天晴再通風晾乾。除此之外，天一閣還有曬書的規定，就是把一本本書籍拿出來晾曬。據說每到曬書的日子，范氏各房子弟須盡數到場。同時，為防止蟲蛀帶來的損失，范欽在書中夾放芸香，其香味能殺死囊蟲。還制訂了一系列的防火、防水、防鼠、防盜等各項措施。
走進屋內，正中是范欽的坐像。范氏餘屋現在作為“智者之香——天一閣發展史陳列館”，裡面記載著范欽的介紹、范欽如何收書、范氏後人及家譜以及天一閣重修等資料。館內以畫幅捲軸的形式，展示出天一閣的發展歷史，還有關於乾隆皇帝與天一閣之間因《四庫全書》而引發種種關聯的介紹。 “建閣閱四百載,藏書數第一家”，著名書法家沙孟海這樣推崇天一閣。中國藏書之家數以千計，何以天一閣得享如此盛譽？因為天一閣創造了一個奇蹟，一個中國藏書史、文化史上的奇蹟。天一閣之奇，奇在上乘的藏書質量,版本精善,文獻翔實。天一閣之奇，奇在龐大的藏書數量，珍本精善，文獻翔實。天一閣之奇，奇在龐大的藏書量，珍本充牣，縹緗盈棟。天一閣之奇，奇在獨特的樓閣形制，四庫七閣，慕名仿效。然而天一閣最堪稱奇的，還在於傳承十三代,歷經四百年，閣與書依然巋立於天壤間，使它成為中國乃至亞洲現存最古老的藏書樓，也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三大家族圖書館。
天一閣是中國現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書樓，也是亞洲現有最古老的圖書館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圖書館之一。始建於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由當時退隱的兵部右侍郎范欽主持建造。范欽平生喜歡收集古代典籍，後又得到鄞縣李氏萬卷樓的殘存藏書，存書達到了七萬多卷，其中以地方志和登科錄最為珍稀。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下詔開始修撰《四庫全書》，范欽的八世孫範懋柱進獻所藏之書638種，於是乾隆皇帝敕命測繪天一閣的房屋、書櫥的款式，興造了著名的“南北七閣”，用來收藏所撰修的七套《四庫全書》，天一閣也從此名聞全國。明清以來，文人學者都為能登此樓閱覽而自豪。
范欽為了保護藏書而訂立了嚴格的族規，如女子不得上樓。世代的子孫嚴格遵循“代不分書，書不出閣”的遺教，但終因年代過於久遠，藏書還是有很多的失散。嘉慶十三年（公元1808年），閣內的藏書實有4094部，共53000多卷。鴉片戰爭時，英國侵略者掠去了《一統志》等數十種古籍。咸豐年間（公元1851～1861年），又有盜賊潛入閣內，偷去了許多的藏書，轉賣給法國的傳教士和造紙廠。後來又經歷了許多的變故，到1940年，閣內的藏書僅存1591部，共13038卷。新中國成立後，政府為了保護天一閣，專門設置了管理機構，探訪得到了流失在外的3000多卷原藏書，又增入當地收藏家捐贈的古籍，現藏珍版善本達到了8萬多卷。
明代學術文化發達，出版業繁榮,藏書風氣濃厚，范欽藏書受此影響，卻又有自己獨特的藏書理念，以經世之懷抱，創藏家之別格，遂開范氏一門數百年之藏書大業。天一閣始建於明嘉靖末年(1561-1566)四百餘年如有神護，屹立於東海之濱，它獨特神秘的建築形制吸引了包括乾隆皇帝在內的無數人的好奇。天一閣的命名來自《龍虎山天一池記》碑，依“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說，取以水製火之意。天一閣藏書的最大特色是有明一代的文獻資料十分豐富，主要包括明代的地方志科舉錄、政書和詩文集等各方面的文獻。版本上主要是明刻本和明抄本尤其是嘉靖間的版本。這些藏書主要有四個來源，一是朋友饋贈，二是宦遊所得，三是抄寫，四是購買。
明清時期，中國的藏書樓不下乾百，最終或閣傾頹、或書流散，皆未避免覆滅的命運，其犖犖大者如毛晉之汲古閣、錢謙益之絳雲樓、朱彝尊之曝書亭、徐乾學之傳是樓。只有天一閣穿越了四百餘年的風雨侵襲，依舊巋然獨存，這要歸功於完善的藏書管理制度和嚴格執行製度的賢孝子孫。天一閣自范欽以來，逐步形成了一套嚴密的藏書管理制度，代不分書，書不出閣。定期曝書，英石除濕，芸草闢蠹。對違反規定的子孫有嚴格的懲罰制度。古人云“君子之澤,三世而斬”，天一閣藏書傳承了十三代而不絕，范氏子孫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他們每一代人都值得稱頌。
清乾隆三十七年下詔修撰《四庫全書》，朝廷向海內藏書家徵集圖書，並集中天下名士，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古籍整理。乾隆皇帝久聞天一閣藏書世代相承、珍本無數，屢次下詔徵集閣書。於是范欽八世孫範懋柱向朝廷進呈了天一閣藏珍本六百餘本種，近六千卷，天一閣進呈圖書為全國之冠，天一閣也從此名聞全國，但所呈的六百多種珍貴典籍均未發還。乾隆先後向天一閣賞賜了三樣珍寶：一套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多卷、銅版畫《平定準部回部得勝圖》十六幅及銅版畫《平定兩金川得勝圖》十六幅，並讚揚天一閣藏書之富之精及在保存文獻方面做出的貢獻。四庫全書編成後，寫成副本七部，分儲在大江南北的七個藏書樓，這就是著名的“四庫七閣”。乾隆皇帝對天一閣在防火等方面的構造非常仰慕，下詔派專人繪製天一閣圖樣，命四庫七閣皆仿天一閣建造。 “南北七閣”即北四閣：北京故宮之文淵閣、北京圓明園之文源閣、承德避暑山莊之文津閣、瀋陽故宮之文溯閣；南三閣：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鎮江金山寺之文宗閣、杭州聖因寺之文瀾閣，其中文源閣、文匯閣、文宗閣已毀。
清道光九年 (1829) 天一閣大修，進一步完善了管理制度。天一閣因蒙乾隆皇帝褒獎而名聲大振。然而覬覦天一閣藏書者也因此多了起來。近代以來社會動盪不安，國內外戰爭、不法書商等各方面力量紛紛介入，天一閣遭受了重重劫難。清末，鴉片戰爭爆發，寧波府淪陷，英軍強掠天一閣內《大明一統志》等數十種古籍。直到1847年，天一閣中僅存書籍已為2223部，流失近半。1861年，太平軍四起，盜賊趁亂潛入閣內，偷盜藏書流於市面，論斤賤賣。范氏子孫範邦綏四處奔走，卻也只能挽回部分珍品。民國三年（1914年），上海不法書商陳立炎專程來寧波向范氏後裔購買書籍，范氏沒有答應。他便通過馮德富僱用識字小偷薛繼渭等兩人，授以選定書目單。薛挖洞入院，登屋揭瓦，潛入閣中，自備乾糧，晝伏夜出，一連半月，盜竊1000餘種、2139冊善本書，運到上海銷贓。後被繆荃孫等發現，寫信告知天一閣范氏子孫。范氏派人前往上海報案追查。同年6月20日，在上海《新聞報》刊登啟事：“敝族天一閣藏書被竊，運滬販賣各書坊。今已有著落，望海內好古家注意，切勿買此盜品，免致日後糾葛。特此佈告。 ”後馮德富投案自首，薛繼渭被判入監獄瘐死，但盜出的書終未回到天一閣，而毀於1932年“一·二八”日寇對上海的轟炸中。經此一事，天一閣藏書損失慘重。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為保護藏書，閣內古籍先後出閣暫避，直至抗日戰爭結束，才重回天一閣。
隨著近代圖書館觀念的引進，古越藏書樓等一批新型藏書樓紛紛興起。寧波文化人士也開始關心天一閣的轉型問題。1933年成立了重修天一閣委員會，成為天一閣進入公共管理階段的發端。新中國成立後，屢次修繕書樓,擴大保護區，訪歸散失的閣書，又得甬上諸多藏書家捐贈藏書，館藏大增，珍貴文獻逐步整理岀版，“萬卷當年宜子弟，從今廣澤到群生”，天一閣發展進入新時期。
世界現存最古老的三大藏書樓，第一是意大利貴族馬拉特斯塔1452年在意大利北部的切澤納設立一所圖書館，名叫馬拉特斯塔圖書館。第二是意大利佛羅倫薩共和國的統治者柯西莫?美第奇（1389—1464年）和其孫洛倫佐?美第奇（1449—1492年）建立了舉世聞名的美第奇家族圖書館。 1808年，美第奇家族圖書館合併到洛倫佐圖書館，現在的名稱是“美第奇*洛倫佐圖書館”第三是范欽（1506—1585年建立的天一閣藏書樓天一閣博物館是以藏書文化為特色，融社會歷史、藝術於一體的綜合性博物館，佔地26000平方米。是中國現存歷史最久的私家藏書樓，也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三個私家藏書樓之一，建於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公元1561—1566)之間，原為明兵部右侍郎范欽的藏書處。於1982年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天一閣及其周圍園林具有江南庭院式園林特色，天一閣藏書樓在防火、通風、防潮方面也獨具特色。樓上的通間大致上是用於存貯圖書，佈置書櫥，用書櫥將大通間有效地劃開，使整個樓上分得井井有條，樓下為六間的佈局。天一閣與范氏住宅中間還有一牆相隔，用以防火。沿著北書庫東南角小門外的筆直的巷子往前走，左邊就是天一閣寶書樓。從左邊小門進去，進門後是一個庭院，北面是天一閣寶書樓，南面是一個有山有水的小花園。天一閣西面靠牆有座依牆而建的半亭，蘭亭上朝東一側柱上掛有對聯繫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留叟張琴所書：“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其人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上聯借用王羲之《蘭亭集序》原句。下聯典出《左傳·昭公十二年》：“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這些都是傳說中最古老的書籍。“三墳”，三皇之書，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近代章炳麟《檢論·尚書故言》則謂：“墳、丘十二，宜即夷吾所記泰山刻石十有二家也”。 “五典”，即少昊、顓頊、高辛、堯、舜之書。 “八索”，孔穎達疏《左傳》引孔安國《尚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索，求其義也”。 “九丘”，杜預注《左傳》：“皆古書名。”《〈書〉序》：“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看來藏書之地，對聯亦盡能引出些古老而常人難懂的典籍。
為了防火，范欽初建天一閣時就在閣前挖了“天一池”，為了防止“天一池”水源枯竭，又設了暗道溝通月湖。天一閣前的假山，是清康熙四年（1665年）范欽的曾孫范光文請了能工巧匠，在天一池邊用海邊的礁石堆築假山。范光文還在四周環植竹木，使之近看重巒疊翠，高峰秀色，茂林修竹，曲徑通幽，遠望則山重水復，生機勃勃。天一閣藏書樓由此顯得分外幽雅、靜謐，成了讀書做文章的好地方。園林以“福”、“祿”、“壽”做總體造型，用山石堆成“九獅一象”等形象景點。不同角度可看出像：“美女照鏡”、“老人牧羊”、“田野青蛙”、“海龜拜佛”等。其中“美女照鏡”這塊石頭，就涉及到天一閣的其中一條規範“女子不得登樓”。話說當時有個美女叫做錢繡雲，是寧波知府邱鐵卿的內侄女。據記載，錢繡雲是一個酷愛讀書的聰明才女，為了能登上天一閣讀書，就托邱太守為媒，與范氏後裔範邦柱秀才結為夫妻，婚後的繡雲以為可以如願以償上樓看書了，但她萬萬沒想到成了范家的兒媳婦還是不能登樓看書，因為族規不准婦女登樓。說是古代婦女的一大職責是下廚房做飯，跟火打交道，而書最怕的就是火，所以婦女不得登樓。最後她含恨而死，就變成了這塊石頭，日夜守望者天一閣。
假山東南角有座方亭，石柱青瓦，很是俊雅，也就是俗稱的“福字亭”。朝北的兩根石柱上刻有對聯：“開徑望三益；高談玩四時”。柱聯爲清趙之謙所書。上聯句出晉陶淵明《歸田園居》“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開徑”典出《文選·謝靈運詩》：“唯開蔣生徑，永懷求羊踪。”李善注引《三輔決錄》：“蔣詡，字元卿，隱於杜陵。舍中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名。”後以“開徑”作為只接待少數高人雅士，不與官場俗人來往的隱語。 “三益”典出《論語》：“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上聯意思是，主人期待好友知己、正人君子來此相聚。下聯句出南北朝江淹雜體詩《張黃門協苦雨》“高談譚玩四時，索居慕儔侶”。 “高譚”亦作“高談”，即侃侃而談，大發議論。南朝梁蕭統《講解將畢賦三十韻詩依次用》：“高談屬時勝，寡聞終自恧。”下聯“四時”，或指一年之中的春、夏、秋、冬，或指一日之中的朝、晝、夕、夜。下聯意思是，好友知己相聚在此談史論經，不管是一天，還是一年，都過得非常愉快。
天一閣也稱寶書樓，是我國現存歷史最久的私家藏書樓，也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三個私家藏書樓之一，建於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公元1561—1566）之間，原為明兵部右侍郎范欽的藏書處。樓內現藏各類古籍近30萬卷，其中珍槧善本8萬卷，尤以明代地方志和科舉錄最為珍貴。天一閣是整個景區的靈魂所在。據說當時范欽認為書最為怕火，為了防火，他查閱諸書，最後在《易經》中看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而大受啟發。取其以水克火之意，故名天一閣。天一閣藏書樓，是清代留下來的。磚木結構，硬山頂重樓式建築，坐北朝南，面積約2.6萬平方米，通高8.5米。斜坡屋頂，青瓦覆上，兩層之間上下挑沿，東西兩面弓形封火牆，牆面高出屋面一尺。底層門頭掛著“天一閣”匾額，無落款。大門兩邊掛有對聯：“承梅澗柳汀以後，清節衣冠世澤永四明司馬；比南雷東澗之奇，圖書泉石高樓仰百尺元龍。”落款：阮文達公原題聯句，同治九年八月長洲彭慰高書。阮文達公即清代著名學者阮元，官至陝甘總督。彭慰高，長洲（今蘇州）人。道光癸卯（1843年）舉人，官至國子監助教，分發浙江，補溫州同知，攝紹興府篆。上聯“梅澗”、“柳汀”是古代寧波藏書樓的樓名。下聯“南雷”是清初哲學家、思想家黃宗羲的號。 “東澗”是明末學者錢謙益的號。 “清節”，指清高的節操。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贊》：“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 “四明司馬”，指天一閣主人范欽。下聯“百尺元龍”即“元龍百尺樓”，語出《三國志·魏志·陳登傳》，許氾探望陳登（字元龍），陳自臥高床，給許臥下床。後被劉備譏諷“欲臥百尺樓上”。元代詩人謝應芳的《八聲甘州》詞藉此典故抒發壯懷登臨處：“記年時東走避風塵，隨處覓桃源。偶相逢一笑，堠山西畔，喬木參天。百尺元龍樓上，下榻許高眠。”全聯稱讚天一閣在諸多藏書樓中出類拔萃，令人仰望。 天一閣樓下前廊柱一楹聯：“人間庋閣足千古，天下藏書此一家。”清代桐城派傳人姚伯昂撰句，著名古建築學家、園林藝術家陳從周書。
天一閣藏書的特色是明代文獻資料十分豐富，包括明代地方志、科舉錄、政書、詩文集等各方面的文獻都很豐富。版本主要是明刻本和明抄本，尤其是嘉靖年間的版本。這些藏書主要由四方面的來源：一是朋友相贈，二是宦遊所得，三是抄寫，四是購買。明清時期，全國的藏書樓不下千百，最終或樓閣傾頹，或藏書流散，大都未免消亡之命運。其犖犖大者如毛晉的“汲水閣”，錢謙益的“絳雲樓”，朱彝尊之“曝書亭”，徐乾學之“傳是樓”，均聲名遠播，影響一時，最後都銷聲匿跡，唯有天一閣歷四百年風雨，至今巍然屹立。天一閣整體為二層硬山頂建築。樓上是一大通間，以書櫥相隔，意天一。底層面闊，進深為六間，意地六。取天一和地六之數，寄託書樓永固之心。大門開在中軸線，中間是大廳，三開間。走進天一閣藏書樓底層，大廳正中立有一尊范欽的青銅頭像，像後的木屏風上掛著八塊木板，上刻黃宗羲的《天一閣藏書記》。屏風兩邊柱上掛有對聯：“天章特獎圖書富；世澤長期子姓賢。”落款：道光壬辰孟秋月，道州何凌漢書。何凌漢（1772—1840），字云門，湖南道州（今道縣）人，幼時家貧，“夜不能具燈，恆燃松枝”讀書，16歲時州試第一。嘉慶十年（1805年）中乙丑科殿試一甲三名，授翰林院編修。是晚清著名書法家何紹基之父。上聯“天章”，指皇帝寫的表彰天一閣的文章。下聯“世澤”，祖先的遺澤。 “子姓”泛指後代子孫。上聯說，編修《四庫全書》時乾隆皇帝親撰詩文表彰天一閣，由此帶來無尚榮耀。下聯說天一閣良好的讀書氛圍，培育出范家一代又一代的賢惠子孫。
從天一閣的西側往北走，前面就是遵經閣了，尊經閣是一座三層歇山頂的建築。尊經閣原是寧波府學（孔廟）的一座藏書閣，是專門用來存放皇家御賜給寧波的書籍和儒家經典著作代表的。 1935年，因建造體育場，寧波府學(孔廟)被拆掉，尊經閣也無處安身。而天一閣在那個時候，剛好在做大規模的修葺。重修天一閣委員會便徵購了天一閣北面的房屋，把地面修平後，將尊經閣移建到了這裡。這座建築很特別，一是它有著三重的飛簷，是整個天一閣裡最莊嚴和氣勢的建築了，要知道就連故宮裡的太和殿也只有兩重飛簷。二是它的建築結構全部用的是由於全是榫卯拼接，遷移的時候人們把它所有的構件標記數字，然後在落地處像是搭積木一樣的再拼接在一起。
中國歷代尊崇經學，各省、郡、縣學中均建有尊經閣，用以珍藏經籍。這座光緒年重建的重簷歇山頂建築，三重飛簷，氣勢磅礴，飛簷翹角，巍峨壯觀，門前蹲了兩隻石獅子，霸氣威武，雙目突起，根根鬢髮栩栩如生，青苔覆蓋下盡顯滄桑。還有一棵碩大的廣玉蘭，非常氣派，許多佛教建築的尊經閣均不及它莊嚴雄偉。大門上方的“尊經閣”匾額，門柱有一副對聯：“崢嶸一閣東南美，書卷長藏天地間”，蘇瀾1978年題尊經閣門聯。
進入遵經閣，堂內懸孔子像，兩側聯雲：“先覺先知，為萬古倫常立極，至誠至聖，與兩間功化同流”。此聯原為清雍正七年（1729年）世宗皇帝雍正撰題於曲阜孔廟大成門，此為現代沈之魁書。尊經閣內兩側展示的老照片講了述尊經閣的歷史，包括民國時代遷建前的老照片。
遵經閣北面有一個較寬闊的庭院，庭院的圍牆上有很多碑石。這些牆壁上的石碑，被統稱為“明州碑林”。明州碑林中保存自元世祖至清光緒六百年間先後16次重修府學的碑記，故將《尊經閣》前庭院命名為“明州碑林”。明州碑林共有碑173方，其中唐1種、宋20種、元17種、明64種、清66種、民國5種。最晚的是1988年立的《天一閣東園記》，是中國著名的園林藝術專家陳從周所撰、當代著名書法家沈元魁所書、著名古籍專家、《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主編顧廷龍篆額，張根方刻字，記述了天一閣東園的建設情況。明州碑林的形成可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33年至1935年的天一閣維修時期，碑的主要來源為寧波府學。寧波府學是碑碣集中的地方，一部分為有關府學自身的碑，一部分為各地出土，主要是1928年毀城時發現的碑。因寧波府學改建公共體育場遷移到天一閣。一部分碑嵌入尊經閣四周牆壁中，一部分雙面碑則矗立在尊經閣前後，同時將部分殘碑和帖石嵌入天一閣前圍牆中，所有這些碑構成了“明州碑林”。
明州碑林形成的第二階段在1999年以後，主要為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東園建設階段。建國以來，天一閣工作人員尋訪斷碑殘碣，逐漸積累至36方。這些碑主要來源於寧波府城隍廟和鄞縣縣學。上世紀80年代後東園擴建，重建碑廊，把36方碑和新收集的30餘方一併嵌入，並移尊經閣前後之碑於東園，成為明州碑林的延伸，構成了今日天一閣明州碑林的佈局。其中有北宋熙寧元年（1068年）的《眾樂亭詩刻》，該碑原在月湖賀祕監祠，碑上刻有錢公輔、王安石、司馬光等15人詩20首。明州碑林的內容以書院學校碑為主，其餘的內容有諭告規約、祠廟寺觀、法帖圖像、墓誌雜事等。總體內容由五大類組成：學校教育和人才培養方面的資料，碑林中保存自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至光緒二十四年，前後16次重修府學的碑記。
浙東一帶，自漢代以來就有在墓磚上摹印銘文的習俗，這些古磚上的文字古樸典雅、結體奇特，大都有具體的紀年，有些內容又可補史料之缺，極具研究價值。清代晚期，隨著碑學的興起，人們更為關注刻於金、石、磚等材質上的文字。清乾隆年間進士、曾任永北知府的鄞縣人袁德達在《子鈞晉磚酬倡詩》中就有“吾家往事憶蘭亭，一昨西山得舊銘。”可見寧波人很早就開始關注起帶有銘文的古磚。天一閣的東側有三間平屋叫“千晉齋”，朱紅色的海棠花圖案檻窗。民國時期，甬上學人馬廉珍藏的晉磚千餘枚，言其藏室曰“千晉齋”。後捐贈天一閣，特闢一室陳列，仍用其名。現匯集著寧波當地藏書家的捐贈書籍，標誌著以天一閣為代表的私家藏書源遠流長，百川歸海。這塊“千晉齋”的匾額是寧波慈溪書法家錢罕在1935年所題。門前掛的是一幅竹刻對聯“石潭白魚自出沒，草屋老樹相因依”，是清代趙之謙所書。
嘉靖四十五年至四十七年間（1566-1568），歷十數代苦心積累的豐氏萬卷樓毀於火災。深感絕望的豐坊將萬卷樓殘存圖書和帖石轉讓給范欽，其中就包括《蘭亭序》刻石。范欽後來為了紀念好友，又將豐坊生前贈送給他的《底柱行》《千字文》等也重新刻石，與《蘭亭序》共同成為天一閣內第一批刻石；由此，見證了藏書家之間的寶貴友誼。 《千字文》是南朝梁武帝在位時期（1502-1549年）編成的，其編者是梁朝散騎侍郎、給事中周興嗣，古人多簡稱其為《千文》，自古以來就是廣為流傳的一部啟蒙教材，在中華文化史上佔據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歷代書法大師寫《千字文》者比比皆是，著名的有懷素、宋徽宗、趙孟頫、文徵明等。兩塊嵌入天一閣千晉齋庭院前壁的石碑，左右各一塊，每塊高90厘米，寬300厘米。內容為嘉靖二十二年（1543）寧波知府沈愷臨摹懷素草書《千字文》，此草書筆道遒勁雄麗，體式豪放灑脫，是為碑刻之精品。第二塊石刻左下角有寧波府同知胡枟的跋文。
寧波老城牆在拆毀的時候，出土了大量漢晉由來的古城磚，寧波的文化人士紛紛前往挑選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價值的拿回家珍藏，以做研究。回寧波度暑假的馬廉發現其中大量的漢晉古磚價值很高，故收集了很多。因其所藏多為晉磚，故藏室命名為千晉齋。 1933年天一閣重修時，馬廉將自己收集的數百塊古磚全部捐贈給了天一閣。天一閣特別建造了一個屋子用來陳列，依然稱為“千晉齋”。此後，凡有古磚出土，或者有收藏家捐贈，都存放在這裡，這些古磚見證了寧波城市的發展。從此，“千晉齋”成了天一閣的一個組成部分。 1959年，天一閣擴建，將徵購的天一閣東首的5間民房修茸一新，闢為陳列室，“千晉齋”遷於此。
馬廉（1893——1935），字隅卿，浙江鄞縣人。近現代著名的藏書家，小說戲曲家。曾任北平孔德學校總務長，北平師範大學、北京大學教授。 1926年8月繼魯迅先生之後在北大講授中國小說史，後曾主管孔德圖書館。馬廉先生是著名的鄞縣“五馬”中的九先生。 “五馬”說的是馬裕藻、馬衡、馬鑑、馬準和馬廉五位教授，也是五位親兄弟。其他四位先生是：二先生馬裕藻，曾任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系主任；四先生馬衡，曾任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圖書館館長，後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五先生馬鑑，曾任燕京大學國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學院院長；七先生馬準，曾任北京大學教授。
在千晉齋的“百川歸海”展廳裡，展示了寧波許多著名的藏書家捐獻給天一閣的部分收藏品，其中有馮真群、張季言等藏書家的獻書詞，表達了他們將辛勤積累的藏書與天一閣並存和造福於後人的良苦用心，講述著各個時期的藏書家捐贈給天一閣的書籍以及發生的故事。從玻璃展櫃裡看到的藏書發展軌跡，不禁驚嘆天一閣的藏書之豐。天一閣現藏古籍30餘萬卷、15萬餘冊，其中珍本8萬餘卷；歷代名人字畫4400餘件，歷代碑帖4000餘件。館內還藏有大量瓷器、竹刻、璽印等珍貴文物。這些藏書、文物有很大一部分來自社會捐贈，從早年的馮孟顓、朱贊卿、張季言、孫家溎等，到近年的秦秉年、傅璇琮、陳登原等，這些收藏家、學界名人及其後人懷著“百川歸大海”的捐贈熱情，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圖書、字畫、碑帖等文物捐獻給天一閣收藏，從而造就了天一閣這個寧波的文化標誌。
千晉齋的最後一個展廳是黃宗羲等歷代登上天一閣藏書樓的著名學者的事蹟介紹。門上匾額“歷代名人與天一閣”。清康熙年間，黃宗羲來甬講學，在知曉天一閣之後，托好友範友仲幫忙下取得范氏各房的同意，至此一登天一閣。在其登上了天一閣之後發出感慨：讀書難，藏書更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黃宗羲登閣之後，撰寫《天一閣藏書記》。一時之間，天一閣聲名大噪，眾多文人想進閣一覽群書。自此，天一閣進入相對開放的時代。但儘管如此，在黃宗羲登閣後的近200年間，獲准登閣拜讀的外姓人也僅有十餘名，這些都是當時頂級的學者大家。例如全祖望、阮元、袁枚等。直到近代，孫中山、余秋雨、郭沫若、馮驥才等名人學者也曾一登天一閣。黃宗羲，字太衝，號梨洲，又號南雷，浙江餘姚人，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史學家、文獻家和藏書家，浙東學派的創世人。清康熙十二年（1673），黃宗羲在甬講學期間破例登閣，抄有書目，流傳甚廣；六年後撰有《天一閣藏書記》，名譽學界。在古代中國，收藏書籍並不是任何人都能夠承受的普通愛好。黃宗羲是最早得以進入天一閣一觀的外姓人之一，他在《天一閣藏書記》中評價道：“藏書非好之與有能力者不能。” 有志向藏書並最終將之付諸實踐的藏書家，他們不僅需要擁有足夠的文化底蘊，且必須具備大量購買書籍的資金，以及足夠存放書籍的空間。而藏書至形成藏書樓，更不僅僅是一戶、一家之原因，與該地域的整體文化水平密不可分，藏書樓可謂為一地的文化結晶。
狀元廳系清咸豐二年（1852年）狀元章鋆的廳堂，高大軒敞，為甬上之冠，後移建於此。章鋆，字採南，授翰林院修撰，歷官至國子監祭酒，曾掌四川、廣西鄉試，充會試同考官，視學福建、廣東，有雅譽，誥授資政大夫。章鋆為人勤勉醇厚，頗著時譽。章鋆家原住寧波市區西河沿，中狀元後，還在西河沿建宅為母養老，後人稱為“狀元廳”。上世紀90年代，在寧波舊城改造中，此廳被遷入天一閣，也成為章狀元府保留下來的唯一紀念建築。 1851年，文宗奕皇帝登極，改元咸豐元年，為慶祝登極，1852年（咸豐二年）特地增設一次科舉考試。因為這年農曆逢壬子年，叫做壬子恩科。咸豐皇帝對章鋆的策問答卷最為滿意，欽定章鋆得壬子恩科第一甲一名進士，成為清朝開國以來第九十名狀元，他也是寧波歷史上12名狀元中的最後一位，是年29歲。榜眼楊泗孫，探花藩祖蔭，前三名都是江浙才子。狀元廳匾額為寧波工藝美術泰斗曹厚德題寫
狀元廳後面天井有一棟兩層樓的仿明代江南民居。院落內芭蕉修竹，怪石苔蘚，層層漏窗，處處迴廊，空靈剔透，清明幽靜，這便是雲在樓了。只可惜這雲在樓，並非原樓遷建，只是藉了個名，以此紀念消逝的藏書樓。它充當著天一閣書畫館的一部分，用於文人雅士的書畫、古籍、文物的臨時陳列展館。據說，寧波過去有一個雲在樓，是明末清初寧波人陳朝輔的藏書樓，當年他的藏書量僅次於天一閣。陳朝輔，字平若，一字葦庵，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的進士，第三甲第二百二十六名。官至監察御史，晉太僕寺少卿。著有《葦庵集》。他是鄞縣人，他的住所有兩處，一處在鄞州的竹湖的四香居。另一處，是掛松軒。這兩個地方，都是掩映在茂林修竹、清泉石上的書香勝地。既是住處，也是藏書樓。陳朝輔在裡面存放了上萬卷書籍，還有臥榻，看書累了，還能靜臥歇息。雲在樓的藏書極其豐富，當年僅次於天一閣。雲在樓的匾額上寫著“雲在入妙”幾個字，其實與雲在樓也沒有太大關聯。它是從清代藏書家徐時棟的對聯“山中云在意入妙，江上風生浪作堆”中集字而成。大門旁還有一副聯：“兩浙光風三月柳，千秋功業一樓書”，這是嶺南梁耀明題，題在雲在入妙堂門外柱聯 。
司馬第前往南走，圓門內是南園，南園位於天一閣藏書樓之南，總體佔地有三千四百平方米，為了跟東園相配，取名為“南園”。園以水為主，水岸聚而不分，池岸迭石玲瓏，池西為臨水的主體建築水北閣。池南面建“抱經廳”，整個園林簡潔、清晰，給人以閒適、雅逸和平靜之感。南園是典型的江南風格園林，主要建築都是寧波的古藏書樓，從寧波各地遷建而來，抱經廳是清朝藏書家盧址的藏書樓，水北閣是清朝藏書者徐時棟的藏書樓，也是遷址到此的。太湖石有四大特點瘦、漏、透、皺。即石頭形態消瘦狹長，有很多的漏孔，非常的通透，適合堆砌江南特色的園林，如蘇州園林、北京的皇家園林，大多都採用太湖石。南園裡的太湖石非常大，而且又是瘦、漏、透、皺各種形態非常突出，這樣的太湖石非常少見。
池塘的西側是水北閣，水北閣系清代浙東著名的學者和藏書家徐時棟的藏書樓。水北閣原在寧波亨六巷二號，二層樓房，建築基本完好，但早已改作民居，炊煙裊屋，存在防火問題，因城市拓展，原地無法保存，便遷移到天一閣南園，已恢復原貌，加以保護。水北閣為三開間硬山頂木結構樓房，1999年闢為專門收藏新方志的“中國地方志珍藏館”。“中國地方志珍藏館”匾額為原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彬題寫。館前柱楹聯：“山中云在意入妙，江上風生浪作堆。 ”徐時東柳泉題東明草堂堂聯，現在把這幅對聯放到這裡。水北閣主人徐時棟(1814-1873)，字定宇，一字同叔，號柳泉，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舉人，後來，兩次上北京會試，均不得志，從此便發憤讀書。他一生校勘文獻甚多，尤致力地方文獻，校刻宋元《四明六志》，著作有《煙嶼樓文集》、《煙嶼樓詩集》、《煙嶼樓筆記》等三十餘種，是浙東著名的學者、方志學家和藏書家。他生活在鴉片戰爭以來的戰亂年代，兩遭兵火，所著多有散佚，所藏圖籍亦一再被毀。然而他毫不氣餒，藏書失而復聚，從煙嶼樓到城西草堂和水北閣，其經歷在我國藏書樓史上是罕見的。
中堂上匾“水北閣”，兩邊楹聯：“小窗多明，為我鼓瑟；芳花當齒，使君延年。 ”徐時棟建起的第一個藏書樓，名叫“戀湖書樓”，後來改名為“煙嶼樓”。最初，煙嶼樓是由徐時棟的父親所建，當時藏書量不大，大概有12800多卷，後來在徐時棟努力下，煙嶼樓的藏量達到了10萬卷。咸豐十一年，徐時棟帶著全家避寇，到了大山里面，當時也是帶著他的藏書前往，徐時棟把自己的藏書藏在了金岩山洞裡面，而這個山洞旁邊有座寺廟，不知是什麼原因，這個寺廟裡的一位僧人住在了山洞裡，然後焚燒徐時棟所存之書，以此來取暖，這使得煙嶼樓所藏之本損失巨大。同治元年(1862)，太平軍攻入寧波城，煙嶼樓所藏之書第二次受到了損壞。遷居寧波西門外，改藏書樓名為“城西草堂”，然而次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遭大火，書樓及書俱毀。同治三年（1864）六月，徐時棟在城西草堂舊址重建新宅，將住宅與藏書樓分隔開，因藏書樓在河之北，故命名新書樓為“水北閣”。經過數年慘淡經營，陸續“訪得者貯之水北閣，凡得書七百九十八種九千八百十五冊，分列經史子集叢書五部”，其藏書最多時達10萬卷，“多得自慈溪鄭氏二老閣”。
同治七年(1868)，鄞縣開志館修志，徐時棟被聘為主纂，”發凡起例，總持大綱，編輯討論，則屬諸同事任之。”次年，為利用自己藏書供修誌所用，志局移至水北閣。自己又到寧波盧氏抱經樓、杭州丁氏八千卷樓等處借閱圖書，廣徵博採，精考詳核，“搜採繁富至千數百種”，“仿國史館列傳之例，注所徵引，排比成文，以是費日力十二年”。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60歲時，積勞成疾，臨終執好友董沛手，以修志事“鄭重相委，語不及私”，翌年志成，光緒三年刊行，後人多稱光緒《鄞縣志》。徐時棟留心鄉邦文獻蒐集收藏，因此“書賈專搜先輩遺集，輻湊其門，斷璧零珠，聚為淵藪。”惜書如命，立有《煙嶼樓藏書約》：“勿卷腦，勿折角，勿唾揭，勿爪傷，勿夾別紙，勿作枕頭，勿巧式裝潢，勿率意塗沫，勿出示俗子，勿久假（借）他人。”分書五行，以藍字印成竹簡式，訂於書冊之首。遇有殘損，即命人修治裝訂，或親自整理補缺，如道光間得全祖望《句餘土音》稿本二冊，題跋云：“餘以廉值得之賈人，首尾稍漫漶，中亦多蠹蝕，又裝訂錯亂不可讀。到道光已亥五月始為排比補綴重裝之，煥然改觀，足寶貴矣。”
徐時棟去世後，《鄞縣志》於光緒二年（1876）由董沛等繼續纂修刻印而成。 《宋元四明六志》也於光緒五年（1879）由後人徐隆壽等在郡守宗源瀚資助下付印流傳。當咸豐時，“剞劂告成，庋板廿載，兩遭劫火，幸無缺佚。此先生修鄞志，复丐他本，命同事校之，將益整次，以成完書，而先生遽歿，复素束高閣矣。 ”校刊《宋元四明六志》是甬上古籍整理出版的一項重大工程，1932年，徐氏後人將版片寄藏浙江圖書館。宣統三年（1911），水北閣藏書30大櫥，盡售上海書商。如此，在徐時棟去世不到40年，水北閣藏書就散失了。藏書散出後，在寧波西門外花池巷8號的水北閣為徐氏後裔居住。新中國成立後，於1984年10月26日被公佈為海曙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由於居民眾多，存在火險等隱患。1993年，在寧波舊城改造中，為更好地保護水北閣，寧波市政府決定將水北閣遷移至天一閣建設控制範圍內進行保護，在對原屋進行丈量、拍攝等技術處理後，全屋落架，於1996年在天一閣南園按原貌恢復。佔地面積242.2平方米，建築面積523.3平方米，耗資30餘 萬元，並配套建設了水池、假山、綠化植被等，今甬上學者鄭玉浦書匾。
抱經廳是紀念清代寧波藏書家盧址的藏書樓，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建成。抱經樓是清代浙東著名的藏書樓，當年藏書之富，可與范氏天一閣、鄭氏二老閣相鼎足。更與浙西盧文弨的抱經堂有“東西抱經”之稱。唐朝詩人韓愈寄詩盧仝，寫道：“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救終始。 ”1000年後抱經樓正是得名於此。抱經樓主人盧址，字丹陛，一字青厓。1725年（雍正三年）四月初三日生，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一日卒，年七十。其家傳云：“幼而奇嶷，學於孝廉郭先生永麟。年十九受知於學使長洲彭公，充鄞縣學弟子員，每試輒高等，名噪甚。乾隆十三年金壇於公撥補增廣生。乾隆十九年，郡中大饑，輸粟助賑，大吏以聞，得旨以貢生議敘。連試布政司不利，以例授中書科中書。未及選期，兩目失明，遂絕意進取。 ”生平素聚書，遇有善本，不惜重價以購。朋友中有異書，必宛轉借抄，“晨夕讎校，往往至廢寢食。搜羅三十餘年，所得書數万卷。 ”失視以後，還令弟子誦讀於側，專心聆聽。“枯坐無事，又取陶韻和焉。 ”抱經樓建於1777年（清乾隆四十二年），位於浙江鄞縣。與范氏天一閣、鄭氏二老閣齊名。書樓建造在盧址住宅的東面，其式樣模仿天一閣藏書樓。朝南六間，上下兩層。樓下中間為大廳，西邊一間有步梯可登樓，步梯橫裝，與天一閣稍異。樓上貯書，以書櫥分間。據清末抱經樓藏書排架草圖，可知東西兩邊靠牆處，各放單面大櫥兩隻。中間是五排十隻大櫥，前後可開門。朝南空隙的地方分別放置十隻小櫥。書樓前面築假山，並鑿一方池，環植竹木。 1911年（宣統三年）閏六月，馮貞群先生登樓觀書，並作文記其事。當時的抱經樓，“樓中佈置樸素，鄙倍之氣殆盡。其外高樹參天，風起謖謖作響，窗壁欄楯，終日在蒼翠中。”
盧址對天一閣極為推重，不但書樓的樣式仿照天一閣，而且在書樓的管理制度上，盧家也吸取了范家的管理制度。比如書樓為盧家子孫共有、共管；平時書樓封閉，不許人進出；每年六月，族人共同確定曬書時間，曬書期間，可以閱覽；閱覽之人，一是要與盧家素識，二是必須有盧家人陪同監督等等。規定藏書歸子孫共同所有，共同管理。其嚴密的管理制度，一直貫徹到清朝末年。盧址去世後，書樓處於封閉狀態。抱經樓藏書除了來自盧家祖上收藏之外，主要來自盧址的收購和借抄。其中收集了歷史上諸多著名藏書樓如全氏雙韭山房、葉氏綠竹堂、黃氏千頃堂、毛氏汲古閣、曹氏倦圃、汪氏古香樓等的散出書籍。雖然規模不及天一閣，但質量應不在范家之下。所藏書按四部分類，自編書目共四卷。乾隆年間，縣令錢維喬纂修《鄞縣志》，多采用盧址抱經樓文獻。抱經樓在盧址身後，便常年處於封閉狀態。總體上經歷了兩次大劫難。第一次，1861年太平軍攻入寧波，歹徒趁亂，盜走超過一半的藏書。後來，散出書籍的六成被時任蘇松道（清代管轄蘇州、松江的副省級機構，駐地在上海縣）的寧波人楊坊購得。楊臨終前聽從親家陳魚門的建議，命後人將所得書籍全部送還抱經樓。第二次，1916年盧氏後人認為藏書已無必要，將餘下藏書共計五萬六千餘卷，以五萬元銀幣出售給上海書商，後流入著名的上海古書流通處，最終被許多江浙藏書家收購。至此，藏書樓裡的書，除了幾本舊刻《四明志》，全沒了。後來，抱經樓本身，也被盧家賣給了藥行街上的源茂藥行，樓前假山被賣給了翰香小學。書、樓所售之款，全部平分。解放後，樓前夷為平地，樓內住家雜居，門廳中阮元所書“抱經樓”匾額在文革中被破壞。抱經樓原在寧波市區，書樓建築牢固，歷二百餘年，仍然保持它古樸的風貌。中廳天花板和簷椽上的水波紋裝飾清晰可見。樓上前面統排是明鶴窗，每間六扇，後面除中間一間外，都是每間兩扇。木窗的上半部為井字格子，每格里嵌上貝殼，至今尚有幾扇保持原來的樣子。在樓下中廳，原有著名學者阮元書“抱經樓”匾額一塊，在十年動亂中被破壞。樓前填為平地，築起小屋，住家雜居，火燭不禁，藏書樓安全受到威脅 。因舊城改造，抱經樓所有構件被拆落，目前由天一閣博物館保存至今。
從千晉齋前的竹林小道往南走，跨過一個月洞門，就來到”東園”，背面門額“天一閣”。門前這一對石獅，塌鼻樑、下拉嘴，是典型的寧波獅，這對清代的石獅原來在寧波西門外西成一個古廟裡，文革時被推到河裡，如今已是東園的標誌景觀。東園，位於天一閣東南，佔地約6000平方米。自1959年始，平整土地，種植竹木，移遷石亭、鐵牛、石虎於此，園林初具雛型。 1974年將蒐集的69通碑石嵌入圍牆。 1982年東園擴建，挖土成池，堆土為山，環園建廊，又移建清末建築兩幢，1986年告竣並對外開放。景點有假山，明池、長廊、碑林、白鵝亭、八獅亭、凝暉堂、東大廳等。
百鵝亭位於凝暉堂北側，建於明代晚期，是明代墓前的一座祭拜亭，之所以叫做“百鵝亭”，並非亭子上鐫刻了100隻鵝，而是因為寧波富家大戶祭拜先人的一種排場和闊氣，清明做羹飯的時候，要殺100隻鵝孝敬祖先，因此而命名。這是一座石頭仿木頭建築的亭子，呈四方形，結構精巧，雕刻細膩，枋額等處雕有“魚躍龍門”、“雙獅戲球”、“海馬躍浪”、“麒麟招寶”之類圖樣，旁邊有二個石鼓，雕刻翡翠精細，與真鼓一模一樣。亭子裡的石桌子，據說是一位老太太送來的，舊城改造，老太太離開了原先的一樓院子搬到樓上，石桌子無處安身，贈送給了天一閣，於是它便成為了天一閣東園百鵝亭的一分子。這座是平頂結構的方亭，亭頂事平面，由斗拱承托，比傳統亭子缺了屋頂屋簷，結構精巧。作為一個亭子，百鵝亭擁有結構精巧的四方頂棚，但卻沒有頂蓋。據說是因為搬遷時已經沒有了，秉著文物“修舊如舊”的原則，現在的百鵝亭還是當初發現它時候的模樣。
凝暉堂磚木石柱結構的建築，上有翹角飛簷、歇山頂，下有回馬廊。原名“張公祠”（曾用作浙江水師提督衙門），建於清同治年間（1862—1874），是修建天一閣東園時搬遷而來。凝輝堂，裡面收藏了許多有名的明清帖石，包括天一閣的鎮宅之寶“神龍本蘭亭集序”，是唐代神龍年間遺留下來的。其他著名石刻有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徵明的文章，還有薛氏父子的千字文等。天一閣藏書豐富，天下皆知，除了藏書之外，收藏碑帖的數量之豐富，在業內來說，也是享譽全國。范欽除了收集書籍之外，也收藏書法、貼石。只是范欽後人重書輕“石”，直到清代乾隆三年，史學家全祖望登上天一閣，為天一閣整理碑帖，並作《天一閣碑目記》，天一閣的碑帖、拓本才開始引起世人的重視。歷史上中國的私家藏書，因為它的私人佔有性，便同藏書家的家庭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中國大多數藏書家，都寄厚望於子孫，希望他們能珍守並籍以成名成家，維繫書香。然而“君子之澤，三世而斬”，一般的藏書家不過數傳而已，象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五代相傳，寧波范氏十三代相傳，早已被人所欽羨，尤其是天一閣十三代人薪火相傳的歷程更是被譽為中國藏書史上的神話。
在寧波，由於天一閣的名氣太大，掩蓋了其他藏書家的光澤，也容易忽略其他藏書家曾經擁有的輝煌。當我們把目光真正投向其他藏書家，並對之作一番梳理，不難發現，天一閣作為藏書樓誠然是我國現存最早，但作為家族保護的藏書，傳承最久的並不是它，而是明代豐坊萬卷樓藏書。萬卷樓和天一閣是明代寧波藏書的雙璧。豐坊和范欽、萬卷樓和天一閣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凝暉堂”的匾額為杭州著名畫家何水法題寫。
豐坊（1492—1563），字存禮，又字存叔、人翁，號南禺外史，後更名道生，明鄞縣城西隅馬園人。其少警敏好學，喜書法。正德十四年（1519）中鄉試第一（解元），嘉靖二年（1523）進士，授禮部主事。次年隨父偕廷臣諫“大禮儀”事，受廷杖，出為南京考功司主事。嘉靖六年（1527），又貶為通州同知。後罷官歸里。仕途失意，刻意著述，深研書法。他於書法，篆、隸、行、草、楷五體兼善，尤長草書，自成風格。時人文徵明稱“豐先生一點一畫無不自古人中來”，馮夢楨則稱“醋朝知書者，推豐吏部”。他又喜好藏書，且嗜碑帖，“負郭田千餘畝外，盡鬻以購法書名帖”，聚書達五萬卷，因名藏書樓為“萬卷樓”。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28歲的豐坊曾作詩一首：“浩然驅馬歸，育德向丘園。古書三萬卷，可以正乾坤。”可見，在豐坊時已擁有3萬卷左右的藏書，藏書量在當時十分驚人。豐坊晚得“心疾”，放誕任氣，所藏宋槧本、抄本，被門生竊去者十之六七，後復遭大火，所存無幾，最後將倖存之書籍、珍帖及月湖碧沚住宅盡售於天一閣范欽。豐坊為豐稷的十五世孫，豐氏藏書從豐稷至豐坊歷十六代，若從元年間（1086—1094）算起，至豐坊晚年售於范欽止，歷時470年左右。而范欽（1505—1585）的天一閣藏書從他傳至其十二世孫範鹿其（至1949年歸國家所有），若從范欽28歲中進士的嘉靖十一年（1532）算起，約為 410餘年；若從范欽建樓年間（1561—1566）算起，還不足400年。因此，從家族傳承圖書的角度講，豐氏為十六代、約470年左右，范氏為十三代、約400餘年。顯然，中國傳承最久的家族藏書就為豐氏萬卷樓內的藏書，而不是范氏天一閣藏書。
唐太宗李世民得到王羲之的《蘭亭序》後，由於太喜歡了，將其做為陪葬和他一起入了土。但萬幸的是，李世民在世時，請了當時全國最好的書法家對蘭亭序進行了摹寫。摹，就是用一張半透明的紙放到真跡上對著描寫，主要方法是“雙鉤廓填法”，這樣摹出來的精品被稱為“下真跡一等”。這些摹本中有當時的供奉拓書人（即專職臨摹古代作品的職業人）馮承素(617-672)摹出的作品，他的作品被稱為神龍版《蘭亭序》。馮承素因為是專職人員，所以將原作的筆墨表現得最為真切，原本上帶有“破鋒”、“斷筆”、“賊毫”的字都摹寫得一模一樣，被認為最接近真跡。到了明朝，當時的著名的收藏家、書法家豐坊得到一本馮承素的神龍版《蘭亭序》摹本，同樣雙鉤臨摹後，請人將作品刻在了石碑上，這就是豐版《蘭亭序》，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神龍版石刻。馮承素神龍本王羲之的《蘭亭序》，唐代神龍版，明代作的刻石。湯先甲是清代著名史學家、書法家。湯先甲所臨蘭亭，以蘭亭定武本為底本，取意簡遠，於相似之處存秀美本色，被後人譽為“真得法書三昧”。
東園內的明池，是在建設中新開挖的，一面直堤三面曲岸的水池取名“明池”，因寧波古有四明之稱，隱含四明之一池之意；取名“東園”，一是因為園在天一閣東面，“東明”兩字又與天一閣創始人范欽的號相同。明池在東園的正中，與天一池一牆之隔，既可點綴園林，又可起到防火取水的作用。東園景色盡顯洗盡鉛華般的古樸，古樹、建築、濁水、假山、立亭等融為一體，整體呈現出一種歷史和人文厚重之感。高聳的古樹，爬滿青苔綠意，直入雲霄之中。漫步其中，迎面而來的是一種滄桑歲月之感。園內的石獅、獸像、碑林等皆是從別處遷移至此。經歲月打磨，粗糙殘敗，青苔覆滿全身，彷彿被歲月封印而滯留於此。閱盡世間風雲變幻，看遍歷史滄桑，悄然不動聲色。東園的假山，也是天一閣博物館範圍裡最大的假山，東西橫亙，峰迴路轉，極具氣勢。山上東有“四明亭”，沈元魁所題：“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唐代李白曾如此吟誦四明山的早晨“半夜尋幽上四明，手攀松桂觸雲行。 相呼已到無人境，何處玉簫吹一聲。”唐代施肩吾如此描摹四明山的夜景，寧波境內最大的山為四明山，山上有“四窗岩”，岩之四穴納日月之光，因稱四明，唐代以山名州，建明州，因此寧波也簡稱四明。
東園的一個水池旁，一隻匍匐狀黑色大鐵牛卻格外引人注目。鐵牛兩角上翹，兩隻眼直愣愣地望著前方，神情專注，好像正在忠實地執行某項任務。提起鐵牛，首先得從位於橫溪鎮河頭村金溪山孔嶴赫赫有名的“勸孝墳”說起。 “勸孝墳”的主人姓陳，叫陳宏福，鄞州薑山鎮陳鑑橋人，據說是清末年間在上海做水泥生意的富商，陳宏福在活著的時候就開始營造自己的壽域。據說陳宏福的生肖屬牛，所以在建壽域時特地鑄造了一個大鐵牛。 1958年在全國大煉鋼鐵的形勢下，鐵器一時成為人們所瘋狂追逐的對象。鐵牛被人用鐵鍊從陳宏福的墓地拉下山，再用木船從橫溪運至江東新河頭，不知何因被拋置河邊。村民們發現陳宏福墓前的鐵牛不見了，便四處尋找，後有個村民乘船去寧波時在新河頭髮現了鐵牛，才奔告鐵牛的下落，但已無人敢要回。不久有人便將鐵牛賣給了廢品公司，幸好被文物部門工作人員慧眼發現，作為文物運回保護，以後，鐵牛與許多文物一起被安置在天一閣東園內，供遊人欣賞。
天一閣只是一個藏書樓，但它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極端艱難、又極端悲愴的文化奇蹟。中華民族作為世界上最早進入文明的人種之一，讓人驚嘆地創造了獨特而美麗的象形文字，創造簡帛，然後又順理成章地創造了紙和印刷術。這一切，本該迅速地催發出一個書籍海洋，把壯闊的華夏文明播揚翻騰。但是，野蠻的戰火幾乎不間斷地在焚燒著脆薄的紙頁，無邊的愚昧更是在時時吞食著易碎的智慧。一個為寫書、印書創造好了一切條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擁有和保存很多書，書籍在這塊土地上始終是一種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於是，這個民族的精神天地長期處於散亂狀態和自發狀態，它常常不知自己從哪裡來，到哪裡去，自己究竟是誰，要幹什麼。只要是智者，就會為這個民族產生一種對書的企盼。他們懂得，只有書籍，才能讓這麼悠遠的歷史連成纜索，才能讓這麼龐大的人種產生凝聚，才能讓這麼廣闊的土地長存文明的火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