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遊記。

访客 3.8K 0
天數:1 天 時間:5 月 和誰:一個人

2021年5月14日,上午,因為江南貢院與科舉博物館是連在一起的,所以,我在參觀江南貢院的同時,也順便參觀了科舉博物館。中國科舉博物館位於南京市秦淮區夫子廟學宮東側,地處夫子廟秦淮風光帶核心區,是中國科舉制度中心、中國科舉文化中心和中國科舉文物收藏中心。已開放的部分場館包括博物館地下三層,深20米,總面積為1.3萬多平方米的博物館,反映隋、唐、宋、元、明、清各個朝代的科舉制度和文化的八個展館。地面上明遠樓、至公堂、號舍、碑刻及南苑的魁光閣等,含11個展廳,是中國唯一一家地下式博物館。

 

中國科舉博物館的前身江南貢院始建於南宋孝宗乾道四年後(公元1168年),當時屬縣學、府學考場。明朝建立後定都金陵,改為鄉試、會試的場所,規模隨之擴大。明成祖遷都北京以後,專門用作鄉試考場。明清鼎盛時期,用於考試的號房多達二萬餘間,可同時容納20644名考生參加考試,被稱為中國古代最大科舉考場。中國科舉博物館由江南貢院改擴建而成,江南貢院是中國古代最大的科舉考場,鼎盛期可接納2萬多名考生同時考試,其規模之大、佔地之廣居中國各省貢院之冠,創中國古代科舉考場之最。博物館東至平江府路、南至貢院街、西至金陵西路、北至建康路,總佔地面積約6.63萬平方米。中國科舉博物館包含博物館主館、江南貢院南苑以及明遠樓遺址區三大區域。博物館主體是科舉文化展示、體驗的集中區;江南貢院南苑是科舉博物館主體的配套區域;明遠樓遺址區主要是明遠樓、至公堂、歷代碑刻及部分號舍。

 

這片看似硯台的四方靜池實為科舉博物館的整體屋頂,是整個博物館以四方形盒子裝深埋於地下,只留了三分之一的部分露出地面,可謂深藏不露。科舉博物館猶如埋藏在地下的一個歷史寶匣,博物館的參觀過程猶如探寶。這個塵封已久的寶匣深埋於地下。墨池前的平台兩側,有下到博物館的樓梯,沿著樓梯往下行,就到了科舉博物館收藏展出中國幾千年科舉文化瑰寶的地方。中國科舉博物館主體長36米,寬36米,高20米,整體沉入地下,上部為方形淺水池,明遠樓前的池水面積剛好1300平米,巧妙的用橫向的面積寓意縱向的過去1300年的科舉歷史。博物館從地面下去,一共4層130米,一米抵十年,剛好再次寓意科舉1300年的歷史。走完博物館,也就走過了1300年科舉泱泱歷史。建築風格四四方方,像米字格似有棱有角。如魚鱗一般的瓦片外牆,用書簡堆砌而成的內牆,設計感十足又不乏歷史味道。

 

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還是一個會“呼吸”的博物館。設計之初,科博館便結合南京的氣候特徵,大量應用了低碳環保的新技術,從各個方面盡可能利用自然採光通風,降低能源消耗,呈現在大家面前的是一個會呼吸的綠色建築。用書簡堆砌而成的內牆,看起來像裝置藝術,又不乏歷史味道和濃郁的文化氣息。瓦片牆和書簡牆都是有空隙的,透氣性好。科舉博物館是一個綠色建築,考慮可持續發展以及節能減排,設計結合南京的氣候特徵,從各個方面盡可能利用自然採光通風,降低能源消耗,節約經營運轉費用。即使到了最下面20米,寶匣下面有一個環形水池環繞的開放庭院,庭院晴天可以看到日影移動,雨季有水滴漣漪。

 

進入展區,高達八米壯觀牆面上,鋪蓋著以四書五經為內容的鉛字版,象徵學海無涯。運用銅色的經書文字,勾勒出滿腹經綸的考生影像。將知識與人物作抽象結合,呈現出赴考場景,觀眾猶如與考生結伴同行。藉由這種意境的創作手法,佐以沈穩、內斂的視覺效果來傳達文字的力量,醞釀出科舉的情境氛圍。一路而下,到達主館的路上有很多文字,這些字的內容是古時候四書五經,是古人要熟讀並背誦的內容。

 

首先看到的是“科第世家”的牌坊,這是比較有分量的鎮館之寶,是朝廷獎勵給明朝第一位狀元吳伯宗的牌坊,在古代這是彰顯身份,光宗耀祖的象徵。牌坊後是投影出的水幕背景牆,背景牆面顯現出百家姓氏,牆上歐陽修、唐伯虎、王安石、張騫等諸多名人的姓名沿著水流而上,看著這些耳熟能詳的人名,讓每一位觀眾感悟到成功名人在科舉考試中逆流而上的精神。

 

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是新建的專門用於陳列科舉文物的單體建築,建築面積和陳列面積在科舉專題類博物館中最大,陳列文物數量最多,是全國最大的科舉博物館。也是目前學術性最強,內容最準確的科舉博物館。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的展陳設計,充分吸收了國內外的設計理念,借鑒了國內外最新的展陳手段。從現在展陳的實際效果來看,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是陳列手段最先進、最多樣化的科舉博物館。如果把博物館比作埋藏在地下的一個歷史寶匣,那麼它的核心就是刻滿歷代狀元名錄的“魁星堂”,長36米,寬36米,高20米,整體沉入地下。在負四層,四周的石牆刻滿了經史子集文字,中央是四層通高的“魁星堂”,仰望上空,在“魁星點鬥”的四周,歷代狀元名錄在燈光照耀下熠熠生輝。

 

迎賓大廳內有一幅長達10米的弧形顯示屏,屏幕上展示著古代考生經歷的人生四個重要階段:村童鬧學、貢院赴考、號舍百態、魚躍龍門。生動展示古代讀書人從幼學啟蒙到金榜題名的生活畫卷。

 

科舉萌發於南北朝時期,正式誕生於隋煬帝時期,科舉真正成型是在唐朝。隨著士族門閥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興起,魏晉以來選官注重門第的九品中正制已無法繼續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後,廢除九品中正制。據史載,開皇三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詔舉“賢良”。應為開皇七年(587年),又令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隋煬帝大業三年四月,詔令文武官員有職事者,可以“孝悌有聞”“德行敦厚”“結義可稱”“操履清潔”“強毅正直”“執憲不饒”“學業優敏”“文才秀美”“才堪將略”“膂力驕壯”等10科舉人。進士二科,並以“試策”取士。進士一詞初見於《禮記·王制》篇,其本義為可以進受爵祿之義。當時主要考時務策,叫試策。唐玄宗時禮部尚書沈既濟對這個變化有過的評價:“前代選用,皆州郡察舉……至於齊隋,不勝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自隋罷外選,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住,烏聚雲合。”

 

在展廳的起始,佈設周文王求賢、漢光武帝訪嚴光、劉備三顧茅廬等三個故事場景,呈現古代君王“求才若渴”殷切之心,鋪陳良善選材製度的重要性。中國最早的選才制度是鄉里選舉:是諸侯向周天子薦舉人才的一條重要途徑。關於貢士的時間和人數、以及能否及時獻貢、貢士的質量如何,都作了詳細的獎懲規定。 《周禮·地官》之“鄉大夫”下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三年進行一次選拔性的人才考核,推舉出賢能之人。 《禮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就是周天子要發布詔令,讓各地區各鄉評論選拔出優秀的人才上報給司徒,選拔出來的這些人才叫選士,司徒對報上來的選士再選拔出最優秀的,讓他們到國學去接受教育,這批人叫俊士。

 

察舉制度:是漢代選拔官吏的製度。從漢武帝時開始,由丞相、列侯、刺史等高級官員推舉,經過考核,任以官職。設有孝廉、賢良文學、秀才等科。目的在於擴大封建統治基礎。為漢代做官的重要途徑之一。然而到西漢後期和東漢,察舉制度變成了豪門權貴擴大勢力的工具。兩漢時期的察舉制,到了東漢末年,已為門閥士族所操縱和利用,他們左右了當時的鄉閭輿論,使察舉滋生了種種腐敗的現象,與要求參與政治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識分子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在如何選官的問題上鬥爭激烈。曹操死後,曹丕在採納陳群的創議後,於是九品中正製成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主要的選官制度。

 

九品中正制,又稱九品官人法,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重要的選官制度,是魏文帝曹丕採納吏部尚書陳群的意見,於黃初元年(220年)命其製定的製度。此制至西晉漸趨完備,南北朝時又有所變化。從曹魏始至隋唐科舉的確立,這期間約存在了四百年之久。九品中正制上承兩漢察舉制,下啟隋唐之科舉,在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中國封建社會三大選官制度之一,實際是兩漢察舉制度的一種延續和發展,或者說是察舉制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九品中正制度促進了時代的進步。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各種各樣的問題便暴露出來。後期的九品中正制度開始發生變化,魏晉時代,世族勢力強大,常影響中正官考核人才,後來甚至所憑準則僅限於門第出身。於是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現象。不但堵塞了從民間取材,還讓世族得以把持朝廷取材。科舉制度的出現是選材製度走向公證、公平的歷史選擇。隋代科舉制度的創立、唐代科舉制度的發展。 《隋書》卷三《帝紀第三煬帝上》及《登科記考》,記錄了隋朝皇帝楊廣始建進士科。隨著門閥士族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興起,魏晉以來選官注重門第的九品中正制已無法繼續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後,廢除九品中正制。大業二年(506年),楊廣增設進士科。當時秀才試方略、進士試時務策、明經試經術,形成一套完整的國家分科選才制度。當時以明經最為高級,進士試居次。當時選士制度只稱為秀才科,與唐之科舉有一定區別。楊廣始建進士科,典定科舉制度,這是中國歷史上極其重大影響極其深遠的大事。

 

宋代在科舉制上進行了很大的改革和發展。最重要的一個是禁止“公薦”,防止有人開後門。另一個是科舉開始實行糊名和謄錄,並建立防止徇私的新方法。為了防止作弊,考官俱為臨時委派,並由多人擔任。考官獲任後要即赴貢院,不得與外界往來,稱為鎖院。考生到達貢院後,要對號入座,同考官一樣不得離場。試卷要糊名、謄錄,並且由多人閱卷。而殿試則於宮內舉行,由皇帝親自主持及定出名次。自宋代起,凡於殿試中進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經吏部選試。

 

遼金元的科舉基本沿襲宋代,元代科舉只考一科,但分成左右榜。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應考;鄉試時只考兩場,要求相對較簡單。左榜供漢人、南人應考,鄉試時考三場,要求相對較嚴格。鄉試、會試考獲名單俱按種族分配。遼金元代科舉所選人材通常並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在元中產生的影響也不大。 《女真進士題名碑》拓片。金代碑刻。刻於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面刻漢文,背刻女真文,是考取女真進士的記錄和題名。明宣宗時,磨去正面漢文改刻《修順河廟碑》。原在河南開封曹門外宴台河,後移至開封市文廟。

 

元朝滅亡後,明朝建立,科舉制進入了它的鼎盛時期。清代的科舉制度與明代基本相同。科舉制發展到清代,日趨沒落,弊端也越來越多。清代統治者對科場舞弊的處分雖然特別嚴厲,但由於科舉製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舉制終於消亡。明朝是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發展的最鼎盛的階段,明朝的科舉制度對以前各朝的科舉制度進行了一些改進。逐漸完備了三級考試制度,建立了完善的三級學校制,並根據地域的差異,實行了南北卷製度,平衡了地區差距。影響最深遠的是創制了八股文,對後世影響巨大。

 

清代的科舉制度與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貫徹的是民族歧視政策。滿族人享有種種特權,做官不必經過科舉途徑。清代科舉在雍正前分滿漢兩榜取士,旗人在鄉試、會試中享有特殊的優特,只考翻譯一篇,稱翻譯科。以後,雖然改為滿人、漢人同試,但參加考試的仍以漢族人為最多。光緒十三年,算學被列入考試科目。光緒二十五年,設經濟專科。光緒二十七年,慈禧發布上諭規定答卷一律不准用八股文。光緒三十一年,科舉制廢除。

 

第一展廳主要內容。展陳設計上以單側安置展櫃佈局,讓觀眾參觀動線單一而明確,展櫃上方以各朝鏤空窗格,暗示著時間的流變。高13米的長廊上方,懸吊長達30米的魚躍龍門公共藝術作品,東側佈設各朝代表性圖像與科舉故事,綜合展現科舉精神,串聯出一條豐富精采的時代長河,賦予觀眾在知識面、視覺面、空間感上,全方位的經驗體會與情境感受。從隋朝開始,各朝科舉考試科目都在不斷變化。從各個朝代科舉設置的科目變化可以看出用人取向,也反映了年代的人才需求。隋文帝僅有策問,隋煬帝開考十科。唐朝考試科目很多,常設科目主要有明經(經義)、進士、明法(法律)、明字(文字)、明算(算學)。到明朝只設進士一科。清襲明製,但也開過特製(特別科),如博學鴻詞科、翻譯科等。科舉除了特製科目外,明經,進士科考的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典。考試在各個朝代也有不同,唐朝主要有墨義、口試、貼經、策問、詩賦等,宋朝主要是經義、策問、詩賦等,到明代只有經義一門了。墨義,就是圍繞經義及註釋所出的簡單問答題。在一張卷子中,這類題目往往多達30至50道。口試則是口頭回答與墨義同類的問題。帖經,有如現代試卷的填空與默寫。考官從經書中選取一頁,摘其中一行印在試卷上。根據這一行文字,考生要填寫出與之相聯繫的上下文。策問,即議論。依據考官提出的有關經義或政事問題,考生髮表見解,提出對策。策問所及範圍較廣,有政治、教育、生產、管理等,比起帖經、墨義來難度更大,有的也還有一些實用價值。詩賦,唐高宗永隆二年有人認為明經多抄義條,議論只談舊策還是表現不出真才實學,建議加試雜文兩篇(一詩一賦),於是開始了詩賦考試。經義,是圍繞書義理展開的議論。如果說策問還有考生髮揮的餘地,經義便已經無所謂個人的思想,考生惟朝廷指定的“聖賢書”是遵。自宋朝開始,經義取代帖經、墨義,而明朝就乾脆專考經義。

 

在明清時期,科舉考試自下而上逐層分為童試(或稱童生試)、鄉試、會試、殿試幾個等級,通過童試者被稱為生員 (俗稱秀才) ,通過鄉試為舉人,通過會試為貢士,通過殿試為進士。私塾是我國古代社會一種開設於家庭、宗族或鄉村內部的民間幼兒教育機構。它是舊時私人所辦的學校,以儒家思想為中心,它是私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我國兩千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對於傳播祖國文化,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培養啟蒙兒童,使學童在讀書識理方面,起過重要的作用。書院是中國古代民間教育機構。開始只是地方教育組織,最早出現在唐朝,正式的教育制度則是由朱熹創立,發展於宋代。當時,由富商、學者自行籌款,於山林僻靜之處建學舍,或置學田收租,以充經費。

 

與現在幾乎所有的考試一樣,在參加科舉考試之前,古代讀書人也必須通過一個報考程序。自唐代開始,科舉考試允許讀書人自由報考,既不需要達官貴人的推薦,也不需要考查讀書人的門第高低,考生只要拿著能證明自己身份的材料前往籍貫所在地的州、縣官府報考。報考人的身份證明材料採取結保措施,即鄉里、族人等擔保。審音就是對應試的童生,在進行了具結互保後,核對口音,以判斷其是否為本地人。防止外地人冒名頂替。清代童試互結根,為保證考生報考的真實性,一般有五或十名同時應考者互相擔保,稱五童結或十童結。

 

縣試為童試考試中的第一場。童試是預備考試,通過才能取得秀才資格。由縣官主持,儒學署教官監試。府試,亦稱府考或道試。報名等手續與府縣試同。由知府(或直隸州知州、直隸廳同知)主持的考試。縣試已錄取的士子得以參加,試期多在四月,報名等手續與縣試略同。第一場為正場,取錄者即可應考院試。院試,清由各省學政(清初順天、江南、浙江稱學政,其餘稱學道;後改以任職者原官的高下,分稱學政、學道,雍正時廢學道,開始一律稱學政)主持的考試。學生於駐在地(一般為省城,亦有例外者,如順天學政駐通州)考試就近的府、縣。

 

在唐代產生了武舉,目的是選拔軍事人才。武舉開始於武則天長安二年,公元702年。應武舉的考生來源於鄉貢,由兵部主考。考試科目有馬射、步射、平射、馬槍、負重摔跤等。 “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類升”。而在唐代最著名的武狀元便是郭子儀了。但之後武科舉考試興廢不斷,不能行成規模與製度。從唐代武則天始創選拔武將的武舉考試,至清朝時改稱武科。歷史上武舉一共進行過約五百次。相對於文科舉,武科舉較為不受重視。歷朝的武舉時而被廢,時而恢復。而武舉出身的地位亦低於文科出身的進士。唐朝武科考試科目:步射、馬射、馬槍和翹關、負重等。宋朝武科考試科目:以步射、馬射為主,輔以弩踏、刀槍器械等。

 

清代武科舉在紫禁城箭樓前廣場舉行。武科中童生考取生員的童試,其縣試、府試略同於文科;其院試每三年舉行一次,於歲試文童考試時舉行武童考試,科試之年不考試武童。武科的童試分內外場,第一、二場為外場,考試馬射、步射、硬弓刀石;第三場為內場,考默寫《武經》,如《孫子》《吳子》《司馬法》《尉繚子》《李靖問對》《黃石公三略》和《姜太公六韜》等。武科的鄉試和會試俱分為三場。頭場考試馬箭,第二場考試步箭,再考試開硬弓、舞刀、掇石等,此為外場;第三場考試策、論,嘉慶後改為默寫《武經》,此為內場。武科鄉試的試期為十月,各省中額較文科為少。武舉人會試落第者,可赴兵部揀選,任用為綠營兵的千總等低級武官。武科會試的試期在九月,中額一百名至二百名不等。會試後經復試、殿試,一甲一名授一等侍衛,二名、三名授二等侍衛;二甲選十名授三等侍衛,三甲選十六名授藍翎侍衛,其餘以守備(綠營官職)在兵部註冊選用。武科舉考試中用的掇石,也稱“制子石”“武功石”。石上皆標有重量,主要考臂力,以重量多少定名次,並刻有科舉吉語。武科舉考試中用的各種兵器。

 

鄉試是明清正式科舉考試的第一級考試,明清兩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舉行的一次考試,亦為改變士人命運的關鍵點。南京江南貢院的號舍就是鄉試的考場。考試共分三場,每場考三日,一旦進入考場吃喝拉撒都在裡面,直到考完才能出來,非常辛苦。因在秋八月舉行,故又稱秋闈(闈,考場)。主考官由皇帝委派。考後發布正、副榜,正榜所取的叫舉人,第一名叫解元,第二名至第十名稱“亞元”。賓興禮圖,賓興禮是明清時期府州縣地方官舉行的送別本地考生啟程參加鄉試、會試等考試的科舉典禮,它與童試後的送學禮、鄉試後的鹿鳴宴、殿試後的瓊林宴一起,組成了清代科舉典禮的完整體系。

 

考生除了參加鄉試還可以通過推薦成為國子監生。國子監,是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教育管理機關和最高學府,其具備了兩種功能,一是國家管理機關的功能,二是國家最高學府的功能。監生大體有四類:生員入監讀書的稱貢監,官員子弟入監的稱蔭監,舉人入監的稱舉監,捐資入監的稱例監。監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別是明初,以監生而出任京和地方大員的多不勝舉。明成祖以後,監生直接做官的機會越來越少,卻可以直接參加鄉試,通過科舉做官。生員分三等,有廩生、增生、附生。所以生員都要參加歲試和科試兩種考試。歲試成績優良的生員方可參加科試,科試通過了,方准許參加更高一級的鄉試。生員既是讀書人進入官學的資格,也是讀書人在科舉生涯中獲得的第一級功名。生員有資格參加鄉試,繼續博取更高科舉功名。

 

得到秀才資格,是進入士大夫階層的最低門坎。童生參加由省學政主持的院試,考中的稱秀才,也叫生員。考中秀才就有了“功名”在身,在地方上受到一定的尊重,亦有各種特權。即可有免除差徭,見知縣時不用下跪,官府不可隨意對其用刑、遇公事可禀見知縣等權利。不僅如此,秀才是地方士紳階層的支柱之一,他們可成為普通百姓與官府之間溝通的代言人,受到百姓的尊敬,人稱“相公”。 “歲進士”不是殿試進士,是對於“歲貢(生)”的一種雅化的別稱。歲貢,是貢入國子監(最高學府,設在北京)生員之一種,獲得入監深造的機會,在監讀書的稱太學生。也就是準備參加進士考試(殿試)的生員。

 

因為江蘇省和安徽省在清初都屬於江南省,到康熙時期才劃分為蘇、皖兩省,但政治、軍事仍為一體,所以清代的鄉試仍沿用明製,即江蘇和安徽兩省的學子都要到南京來參加“江南鄉試”。要實現金榜題名,首先,除了要經過多年的寒窗苦讀,還要經過重重關卡,一路過關斬將,才能具備參加鄉試的資格,特別到了清代,學子必須先通過童試考上秀才,才能到江南貢院參加鄉試。那時的考生要想參加科舉,首先要有參加考試的資格,比如必須身家清白,不能在服喪期間參加考試,不能冒充戶籍等等,還要請保人作保,如果發現有一條違反規定,不僅本人要受罰,連同保人也要受罰。在清代,考秀才時就已經有上述規定了,比如凡是娼(妓女)、優(唱戲的)、隸(皂隸)、卒(士兵)的子孫,都不能參加童試。因為在封建社會,考中舉人進士之後,便有可能獲得官職,一旦升官,不但封妻蔭子,還能褒封祖宗三代,假如祖上三代是娼、優等人就有辱名譽。

 

江南地區考生眾多,常常達到一兩萬人,這麼多人須在一天一夜之間全部通過點名、搜檢入闈,因此考生入場從考試前一天的半夜便開始了。博物館以鄉試考場的貢院號舍作為場景設計依據,透過多媒體影片、大量的珍貴文物,讓觀眾如同當時應試的考生一般,經歷入場搜檢、得題答題、號舍生活等過程,體驗古代考生九天六夜的艱辛考驗。接著,透過互動裝置與文物,介紹考官在內簾、外簾的諸多任務,進而呈現士子通過鄉試成為舉人後的身份、地位轉變。到清朝對考生入場所穿的衣服有嚴格的規定。乾隆九年(1744)規定,考生入場所穿的衣服,不論是帽子,還是衫、袍、褂,都必須是單層的,皮衣去面子,氈衣去掉裡子,褲子不論綢、布、皮、氈都只許是單層,襪子用單層的,鞋子用薄底,這麼要求的目的是防止考生在衣服、襪子和鞋子裡藏用於舞弊的小抄。不僅對於衣服有嚴格的要求,對於考試用品也有嚴格的規定,坐墊用單層氈片,卷袋不能有里子,硯台不能太厚,毛筆筆管必須空心,裝水的容器用陶瓷,用於烤火的木炭只准兩寸長,燭台要求用錫做,並且只能是單盤的,燭台的柱子必須空心通底。考生帶進考場的糕點等食物都要切開,以免在食物中夾帶。字圈、風爐、茶銚等考試必需的用品,也要經過嚴格檢查,才准帶入貢院。裝考試用品的考籃也有嚴格的規定,要求編成玲瓏格眼,底面如一,以便搜檢。有如此嚴格的要求還不夠,考生入場搜檢時,不但要解開頭髮,而且還要解開全部的衣服,包括內衣內褲,脫下鞋襪。完全可以說,這種搜檢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搜個遍,不僅如此,考生入場時,還必須安排兩名士兵先後、分別搜檢每個考生。第一個考生在大門被前一名士兵按規定嚴格搜檢之後,再進到考場的儀門,由第二名士兵再次按照搜檢的規定,再嚴格搜檢一遍。為了保證搜檢的效果,兩名搜檢士兵之間是互相牽制的,如果一名考生,經過第一名士兵的搜檢,沒有查出問題。但是,第二名搜檢士兵則搜出這名考生有夾帶等舞弊行為,不但要處罰這名考生,還要處罰第一個搜檢的士兵。

 

儘管有如此嚴格的搜檢制度,但歷代科舉都有夾帶舞弊,夾帶成為科舉時代最常見的舞弊方式。作弊用的袖珍紙夾帶,把與考試內容有關的書籍文字藏在衣物或考具中。考生經過搜檢後,必須按時進場,按照規定對號入座。號舍人滿即鎖住柵欄,不能隨便走動、交談,防止傳遞、代考。考完後俺規定交卷出場。清代科場舞弊仍然猖獗,順治十四年(丁酉,1657年),爆發科場大案。順天府鄉試發榜後,“途謠巷議,嘖有煩言”,爆出:中式舉人陸其賢用銀三千兩,同科陸貽吉送考官李振鄴、張我樸賄買得中等情弊。各地鄉試發榜後,士子忿其不公,也揭露出各種舞弊情節:江南“聯宗有素,乃乘機滋弊”;河南考試官黃鈊、丁澎用墨筆添改字句;山東同考官袁英等,用藍筆改竄字句;山西考試官匡蘭馨等批語不列名銜,等等。順治帝命法司嚴查擬罪。結果,考官李振鄴、張我樸等、舉人田耜等共七人俱立斬,家產籍沒,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陽堡。其他,王樹德等七人應立斬家產籍沒,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陽堡;孫珀齡等十一人俱應立斬,家產籍沒;張旻等五人俱應立絞,餘贊週應絞監候。順治帝親自審問,“多犯一時處死,於心不忍”,俱從寬免,各責四十板,流徙尚陽堡。

 

鄉試是中國科舉史上各級考試中最遲出現的一級考試,也是競爭最為激烈的一級考試,而且還是最早退出歷史舞台的一級考試。鄉試是各省人文教育活動的重大事件,對區域政治、文化、教育、民風等許多方面都產生過深刻的影響。鄉試由朝廷選派翰林、內閣學士赴各省充任正副主考官,主持鄉試,考試主要考《四書》、《五經》、策問、八股文等,各朝所試科目有所不同。清代鄉試的考官為正副主考,每省各一人(道光後順天鄉試的副主考為三人),負責命題、閱卷、錄取。正副主考均由皇帝欽命簡放,專用翰林進士出身的官員。除正副主考外,各省鄉試還任用同考官幫助閱卷,同考官也稱“房官”,各省8~18人不等。各省鄉試的同考官由擔任鄉試“監臨”的督撫考選,專用鄰省接界三百里以外的在籍進士、舉人。 “監臨”負責監察、總攝考場事務。此外,鄉試還設監試、提調、簾官等人員負責管理考場。士子用墨筆作答的原卷稱墨卷,出場交卷後由彌封人員將捲上姓名籍貫彌封。為防考官辨認考生筆蹟之弊,將彌封後的墨卷編號交謄錄人員用硃砂謄錄,稱朱卷。朱卷謄畢後,經對讀人員與墨卷校對無誤,分別套封,墨卷存於外簾,將朱卷交內簾閱卷。

 

明、清科舉制度,鄉試、會試時有內簾官、外簾官之別,統稱簾官。稱簾官者,因至公堂後進有門,加簾以隔之,後進在簾內,稱內簾;簾外為外簾。內外簾官不相往來,有公事在內簾門口接洽。不論是內簾官還是外簾官,所有工作人員都住在考試院內。主考(或總裁)及同考官居內簾,主要職務為閱卷。其助理人員愉提調、監試、收掌等官,掌管理試卷等事,亦居內簾。外簾為監臨、外提調、監試、收掌、謄錄等官所居。外簾各官管理考場事務。為明確內簾考官的責任,清代科場嚴格規定不同性質的工作使用不同顏色的筆:鄉、會試內簾主考官用墨筆,房官用藍筆,內監試用紫筆,內收掌及書吏用藍筆。同樣,外簾不同成員也用不同的筆色:監臨、監試、提調、受卷、彌封、謄錄、對讀、外收掌官都用紫筆,謄錄書手用朱筆,對讀生用赭黃筆,各種顏色的筆不能混用。對讀官員發現朱卷與墨卷不同,應當在朱卷上用赭黃筆修改。對讀所提交文件時,仍然用紫筆。正如商衍鎏先生所說:“以用筆之顏色,明所負之責任,防微杜漸,用意至深。”

 

清代鄉試於九月放榜,多選寅、辰日支,以辰屬龍,寅屬虎,取龍虎榜之意;又因時值秋季,桂花盛開,所以也稱桂花榜。放榜時,正副主考、監臨、房官、提調、監試等齊集公堂,拆墨卷彌封核實中式者姓名、籍貫;核實後交書吏唱名,唱畢填寫正榜。榜由第六名寫起,末名寫完後再提寫前五名,由第五名倒寫至第一名,謂之“五經魁”。填榜至此,時已入夜,公堂上下燃起巨紅花燭,經魁出於哪一房官即將紅燭一對置於該房官案前,以表榮譽。經魁唱名聲音特高,曰鬧五魁。五經魁填寫完畢後填寫副榜。全榜填寫完畢,將榜文加蓋順天府尹或本省督撫關防,載以黃綢彩廳,在鼓樂儀仗兵丁的護衛下,送到順天府尹署或各省布政使司署、巡撫署前張掛。新科舉人第一名稱解元,第二名稱亞元,第三、四、五名稱經魁,第六名稱亞魁,其餘稱文魁,均由國家頒給20兩牌坊銀和頂戴衣帽匾額。

 

匾額懸掛住宅大門之上,門前可以樹立牌坊。新科舉人第二年即可赴京參加禮部會試;會試一科或三科不中,也可以經過吏部的“揀選”或“大挑”就任低級官員。明清時代考中進士、舉人、貢生的,官府會撥給豎旗桿的銀兩。豎起旗桿是科舉光耀門楣的具體像徵。發榜第二天,在各省巡撫衙門舉行“鹿鳴宴”,由主考、監臨、學政內外簾官和新科舉人參加。新科舉人謁見主考、監臨、學政、房官,然後依次入座開宴,演奏《詩經》中的《鹿鳴》之章,作魁星舞。《政和鹿鳴宴五首》作者佚名,是宋朝的一部詩詞。“思樂泮水,承流辟雍。思皇多士,賁然來從。雝雝濟濟,四方攸同。登於天府,維王是崇。 鐘鼓皇皇,聲筦鏘鏘。登降維時,利用襪王。髦士攸宜,邦家之光。媚於天子,事舉言揚。鳴鹿呦呦,載弁俅俅。孫然來思,旨酒思柔。之子言邁,泮渙爾遊。於彼西雍,對揚王休。首善京師,灼於四方。孫我髦士,金玉其相。飲酒樂曲,吹笙鼓簧。勉武徒禦,觀國之光。遐不作人,天下喜樂。何以況之,鳶飛魚躍。既勤之駕,獻酬交錯。利用實王,縻以好爵”。

 

清代在應科舉以求功名的路上,要經過童生院試考秀才、秀才鄉試考舉人、舉人會試考貢士、貢士殿試考進士這四個步驟。院試1年1次,在縣里考。鄉試三年一次,在省裡考,由朝廷親命學政主考。會試三年一次在禮部考,禮部監考。殿試三年一次在紫禁城保和殿考,皇帝監考。“進士”一詞,始見於《禮記王制》,指可以進授爵祿之人,至隋朝開始成為取士科目,後為歷代沿用。清代舉人中式後即取得參加會試的資格,經會試、複試和殿試取中者,稱進士。當時來南京的方法有兩種,一是水路,一是陸路。沿江一帶的學子,基本都會從水路前往南京。各省舉人皆有資格到京城參加會試,錄取者稱“貢士”,並擁有參加殿試的資格。此區以古代北京正陽門外觀作為場景設計依據,區域內佈置考生進京中途休息停歇之場景,透過窗格與燈光的安排,突顯社會受科舉影響而興盛繁榮,呈現熱鬧市集、人聲鼎沸之情景。安置生動的人物雕像並結合公交車文物,使觀眾猶如回到當時的時空情境之中,與來自全國各地的舉人們一同赴京趕考。路途遙遠的也要提前一兩個月就從家裡出發,路上風雨兼程,馬不停蹄地趕往南京。家境好的,陸路可以騎高頭大馬,水路可乘坐上等遊船,一路邊看風景,邊會詩友,身邊還配有幾個書僮照料生活起居,好不愜意。而家境貧寒、路途遙遠的學子就可憐了,首先盤纏怎麼解決,在吳敬梓寫的小說《儒林外史》中,范進就因到老丈人胡屠戶借錢被罵得狗血淋頭。即便籌備到了盤纏,路上還得節衣縮食,不能坐貴的交通工具,能走就走,還要背著考籃,裡面裝著重重的書籍和生活用品,一路風塵僕僕。

 

清朝雲南舉人萬貞元與他的同鄉從建水出發,赴京參加次年的會試。他把沿途見聞繪成圖畫《公車圖》,反映了當時雲南知識分子求取功名的艱苦歷程。公車是最早出現的只為去京應試的舉人服務的皇家公車。後也代指舉人進京應試。原指入京請願或上書言事,也特指入京會試的人上書言事。早在漢代,便有了以公家車馬送應試舉人赴京的傳統,最早為漢代官署名,臣民上書和徵召都由公車接待。最後一直延續下來。

 

展廳裡有一塊石碑,籌措朝考盤費碑。碑刻上的文字與兩個重要的人物有關,一位是李鴻章,一位是左宗棠。 “當時科舉時,有許多考生沒有能力進京趕考,時任兩江總督的李鴻章就自掏腰包,拿出五千兩白銀捐助考生,後來左宗棠看李鴻章這麼做過,也拿出五千兩白銀。但這一萬兩白銀只是杯水車薪,不夠用的。怎麼辦?於是他們想出一個辦法,多籌集些白銀投資於瓷器茶葉絲綢等行業,用滾出來的利息擴大捐助範圍,碑文上說,一共籌集了“一萬四千多金”。李鴻章和左宗棠都擔任過江南貢院的考官,碑文上對這批銀子是如何分配的,哪些考生該捐助,都做了詳細記述。碑文最後寫著“上江二學宮會同該紳等在於學宮立碑以垂久遠”,立於光緒十二年。

 

清代會試於春季在京師貢院舉行,試期多在三月,所以也稱春試(春闈);因由禮部主持,也稱禮闈。會試每三年一科,逢醜、未、辰、戌年舉行;遇鄉試恩科,翌年之會試即為會試恩科,是年正科或提前或延後一年舉行。會試考試、閱卷、場規和考試內容等基本同於鄉試,惟第一場《四書》三題由皇帝欽命。會試考官於三月簡放,初用內閣六部大員4~7人;咸豐後定制4人,一正總裁,三副總裁,以大學士及翰林進士出身的一二品官員者充任;同考官18人,與主考官同時簡放,用翰林進士出身的實缺京官。清代會試中額各科多寡不同,一般為百餘名或二三百名,最多一科為406名,最少一科為96名。會試四月放榜,中式者稱貢士,其第一名稱會元。 

 

殿試是皇帝主試的考試,考策問。參加殿試的是貢士,取中後統稱為進士。在科舉時代,士子科考被錄取後,稱監考官員為宗師,自稱學生。考官與考生有可能以師生關係的名義互相勾結,朋比為奸。而殿試是國家最高級考試,皇帝為了防止大臣特別是宰相借做考官擴充勢力,在殿試時往往親自監考,被錄取的進士自然成為天子門生。科舉史上的殿試是由唐高宗首創的。顯慶四年(659年),唐高宗親自在大殿上開科取士,由皇帝親自監考選拔人才就是後世說到的“殿試”。通過朝廷殿試者為進士。宋朝正式成製,金、元、明、清四代沿用。又稱禦試、廷試,即指皇帝親自出題考試。在明清時,殿試程序大體如下:試前須複試,在紫禁城內的保和殿應試。複試畢,於四月二十一日應殿試,也在保和殿。殿試只考策問,應試者自黎明入,歷經點名、散卷、贊拜、行禮等禮節,然後頒發策題。制策題目,清初用時務策一道,題長二、三百字,所詢一二事;康熙以後,題長達五、六百字,甚至千字左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改由讀卷大臣密議八條中圈出四道為題。策文不限長短,一般在2000字左右,起收及中間的書寫均有一定格式及字數限制,特別強調書寫,必須用正體,即所謂“院體”、“館閣體”,字要方正、光園、烏黑、體大。從某種角度來看,書法往往比文章重要。殿試只一天,日暮交卷,經受卷、掌卷、彌封等官收存。

 

至閱卷日,分交讀卷官8人,每人一桌,輪流傳閱,各加“○”、“△”、“\”、“1”、“×”五種記號,得 “○”最多者為佳卷,而後就所有捲中,選○最多的十本進呈皇帝,欽定御批一甲第一、二、三名即為狀元、榜眼、探花,一甲三人稱“進士及第”,又稱“三鼎甲”。二甲若干人,佔錄取者的三分之一,稱“進士出身”,二甲的第一名稱傳臚。三甲若干人,佔錄取者的三分之二。最後由填榜官填寫發榜。一甲三人立即授職,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編修。二、三甲進士如欲授職入官,還要在保和殿再經朝考次,綜合前後考試成績,擇優入翰林院為庶吉士。即俗稱的“點翰林”,其餘分發各部任主事或赴外地任職。 《明熹宗實錄卷》:“天啟二年三月(十四日)庚戌,以廷試天下貢士,命……通政使司左通政袁可立、大理寺左寺丞郭尚賓充讀卷官。”殿試結果填榜後,皇帝於太和殿舉行傳臚大典,宣布殿試結果。殿試是科舉中的最高一級考試,這里以紫禁城保和殿為設計依據,周圍文物也環繞著殿試考卷及題目進行解析。透過場景的重現與搭配中央表情生動的考生塑像,讓觀眾​​體會殿試的慎重及皇帝“臨軒策士”的意義,強調歷代對遴選人才的重視,以及獲得進士頭銜的殊榮。

 

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收藏了一份至關重要的科舉文物——莊瑤殿試卷。鑑於殿試是由皇帝親自主持,在科舉考試中規格最高,考生的殿試卷在閱卷結束之後,都要被鎖在皇宮大內存檔,流轉民間並保存至今的,更是寥寥無幾。莊瑤殿試卷得以留存,並輾轉收藏於科舉博物館實乃幸事。末科進士莊陔蘭 (1870-1946) 在光緒三十年甲辰恩科 (1904) 獲賜進士出身第二甲第十四名。展示珍貴的“莊瑤殿試卷”,透過雙面布展的方式,使觀眾得以目睹難得一見的殿試卷真跡,進而了解考官及皇帝如何評閱試卷及欽定進士的名次。殿試試卷格式,第一開前半頁寫履曆三代,文為應殿試舉人臣某、年若干歲、系某省某府縣人,由附生(或增廩生)應某某年鄉試中式,由舉人應某某年會試中式,今應殿試,謹將三代腳色開列於後,下開曾祖某、祖某、父某,已仕、未仕,於名下註明。試卷清初用白宣紙裱四層,乾、嘉以後加至七層。清初為十五開,前六開素頁,備寫履歷彌封,後九開畫直行備寫策文。嘉慶以後,素頁只用二開,畫直行者減為八開。兩面為一開,每開十二行,有紅線界而無橫格。清初長一尺五寸三分、寬四寸三分強。乾隆四十八年(1783)改小為長一尺四寸,寬三寸七分弱。外給草本一本,尺寸略小,縱橫與正卷同,有橫格,行二十四字,載策式於​​草本之前。莊瑤殿試卷外觀與商衍鎏所述乾嘉以後式樣大相吻合。試捲紙張已泛黃,經細緻測量,長258厘米、高44厘米、寬10.7厘米。卷首有“第貳甲第貳拾玖名”的字樣,內側有莊瑤中秀才、中舉人和參加會試的年份,後附有莊瑤曾祖父、祖父、父親姓名。當日交卷後,曾由彌封官循例將捲面對折成筒狀,用紙釘釘固,以紙糊之,將其姓名封藏,並加蓋“彌封官關防”之印,上下各一方,卷背接縫處蓋禮部之印。八名讀卷大臣之姓氏,按任官大小次序排列在卷背,分別是松、董、劉、汪、王、黃、王、毛。卷底有朱文大木記戳,寫有禮部儀制清吏司的兩名印卷官的姓名,分別是員外郎伊靈阿和候補主事梁章鉅。

 

寒窗苦讀數十載,只為今朝提名時。通過科舉考試實現金榜題名,是古代讀書人人生中夢寐以求的大事,也是個人、家族的巨大榮耀。時至今日,“金榜題名”仍然被賦予了美好、吉利的含義。金榜題名是科考過程中最榮耀的環節。意味著“十年寒窗苦,一朝天下知”的重要時刻,表達了整個社會對進士的欽佩與讚揚。公佈榜單是一項繁複而隆重的典禮,殿試兩天后,皇帝要召見新考中的進士。考中的進士身著公服,頭戴三枝九葉冠,恭立天安門前聽候傳呼,然後與王公百官一起進太和殿分列左右,肅立恭聽宣讀考取進士的姓名、名次。這就是“金殿傳臚”。 “臚”有陳列的意思,“傳臚”就是依次唱名傳呼,進殿晉見皇帝。傳臚大典——由皇帝宣布登第進士名次的隆重典禮。唱名完畢後,狀元率諸進士等隨出觀榜。所有金榜,於張掛3日後,照便恭繳內閣。

 

清代大金榜展品。 “金榜”分大、小兩種,大金榜加蓋“皇帝之寶”用於張掛,長度一般在15至20米之間,寬為0.8至0.9米之間。小金榜不用印,供皇帝御覽和舉行典禮時宣布名次使用。因為該榜為黃紙質地,故稱黃榜或金榜。由於是以皇帝名義所頒布,又稱“皇榜”。 “金榜”又有文科、武科之分,在清代,文科大金榜張掛於天安門外長安橫街的長安左門,武科大金榜張掛於天安門外長安橫街的長安右門,三天后收回內閣保存。清朝金榜現存有200多份,涵蓋了從康熙6年到光緒29年230多年間科舉考試的殿試成績榜。金榜張掛在城牆上,民眾萬頭鑽動欲一睹新科進士的風采,對士人和家族來說都是最光彩的時刻。清代大金榜是清代光緒二十年殿試傳臚後,公示於長安街的大金榜,長約19米,高約89厘米。上面記錄了狀元、榜眼、探花至100名及第進士的姓名和出生地。

 

《觀榜圖》是我國明代著名畫家仇英的作品,作品原長6.38米,寬0.344米,主要描繪在殿試後,人們爭相觀榜以及皇宮內舉行的相關慶典禮儀等情景。現在運用數種多媒體互動技術,將明代仇英《觀榜圖》以現代多媒體互動科技展現出來,通過知識問答、動態展示、科舉成語拼接等環節,生動再現古代殿試發榜的場景。 《觀榜大發現》是基於 仇英畫作《觀榜圖》而創作的科技藝術互動作品。將原作放大4倍後,長度為25米長。展場互動桌長度8米,運用滾動條捲動畫作。 《觀榜圖》全卷繪有宮殿、房屋等建築10餘座,人物500多個,馬匹等動物若干,人物刻畫細膩,神采飛動,殿堂樓閣繁複細密、功力精湛、精美絕綸,更因其所繪題材之獨特而罕見。現在該畫作為珍品收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觀榜圖》內含有多個探索點,包括觀榜百​​態、金榜題名、名落孫山、金殿傳臚、左門洞開、天子觀榜、秉笏披袍、天子門生、御路殊榮、擎天華表、太平有像等,豐富多彩,值得賞析。仇英(約公元1501-1552),明朝著名畫家,字實父,號十洲,江蘇太倉人,早年家貧,靠做漆工謀生,後為文徵明所欣賞,經刻苦學習成為著名畫家,與沈周、文徵明、唐寅並稱「明四家」。仇英為不破壞畫面美感,一般在其畫上只題名款,少寫文字,畫史稱他為追求藝術境界的仙人。

 

唐中宗神龍年間,進士張莒遊慈恩寺,一時興起,將名字題在大雁塔下。不料,此舉引得文人紛紛效仿。尤其是新科進士更把雁塔題名視為莫大的榮耀。他們在曲江宴飲後,集體來到大雁塔下,推舉善書者將他們的姓名、籍貫和及第的時間用墨筆題在牆壁上。後來朝廷在國子監內立進士題名碑,並作為製度固定下來。此碑共計198塊,記載著五萬一千六百二十四名進士的姓名、籍貫以及他們的名次。現存於北京的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

 

入仕之途。科舉是朝廷選拔官員的唯一途徑。進士更是唐、宋、明、清各代高級官員的主要來源。在經過殿試的考驗後,新科進士會透過朝考制度選出其中的佼佼者,然後進入翰林院學習為官之道。因此本區以翰林院大門為入口景象,玻璃材質大門配合燈光營造氛圍,不但具有空間的穿透感,門中流露隱約的光輝更是像徵通過層層考驗的讀書人,即將開始準備邁入仕途,洞燭幽微的為國服務。 《徐顯卿宦跡圖》:故宮博物院藏,現存二十六開。該冊頁實際是一用繪畫形式表現的官員履歷。徐顯卿:字公望,號檢庵,長洲人,生卒年均不詳,約明神宗萬曆十年前後在世,隆慶二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 《徐顯卿宦跡圖》又餘士、吳鉞繪製,該圖為冊頁,現存26開,含徐顯卿所作《紀遇詩》與詩序,概括了他從十二歲到五十一歲、從童蒙初啟到金榜題名,之後宦途得意、光宗耀祖的人生歷程。 《徐顯卿宦跡圖》所繪人物眾多,上至皇帝下到僮僕,畫中人物衣著和場景建築非常真實細緻,是研究明代服飾與社會風俗的重要資料,民國陶鎔曾評價此圖冊:“漢官威儀,恍如重現。”

 

《甲申十同年圖》是中國明代弘治年間的十位朝廷重臣的群像畫卷。作於弘治十六年(1503年)。畫卷為絹本彩繪,縱高48.5厘米,橫長257厘米。畫中人物均按當時人物相貌、體態、衣著真實描繪。這幅畫卷是中國古代繪畫作品中的瑰寶,是十分珍貴的歷史文獻。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本畫卷,系閔珪家藏本,大概也是現存孤本。畫中十人均為英宗天順八年(1464年)甲申科進士,有同年之誼。在中式近四十年之後,十人亦均身居高位。弘治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適逢王軾來朝,十人在閔珪宅第聚會,其後特請畫工繪製群像,並各自題詩紀念。畫作人物栩栩如生,景物簡練有序,具有很高的藝術和歷史價值。十位大臣分別為: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都察院左都御使戴珊、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工部尚書曾鑑、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吏部左侍郎焦芳、戶部右侍郎陳清、禮部右侍郎謝鐸和工部右侍郎張達。圖卷保存了十位明朝重臣的相貌和墨跡,對研究相關人物以及明中葉文士生活、官員服飾也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明孝宗在位期間,朝廷多正直之士,官場亦較為清明。而武宗以後,明朝由盛轉衰,此種情景再不復見。十位大臣於畫面上所展示的威嚴持重、儒雅從容的情態,於詩文中所體現的胸無芥蒂、忠君報國的情懷,儼然是孝宗朝修明政治的生動寫真,也成為明朝繁盛時期的最終見證。

 

唐宋以來,幾乎每一位知識分子都與科舉考試有所連結,他們之中有的通過科舉考試躋身社會上層,作出卓越的貢獻而名揚後世;有的科舉落第或無意仕途,亦為中華文化的豐富發展作出巨大貢獻而聞名於世。展區內佈設科舉名人栩栩如生的雕像,訴說每位科舉名人生平故事與著作,傳達科舉選拔出的人才在中國歷史洪流裡,扮演中流砥柱的要角。展廳中介紹了王維、王昌齡、郭子儀、姚崇、狄仁傑、韓愈、劉禹錫、王安石、文天祥、唐寅、孔尚任、吳承恩、呂祖謙、蔡襄、史可法、宋應星、王守仁、于謙、王夫之、陳獨秀、林則徐、曾國藩、張之洞、錢榮、章學誠、袁枚、陸九淵、蘇頌、連庠、韓琦、柳永、黃庭堅、李綱等。

 

明清科舉考試制度所規定的一種文體,也叫時文、制義、製藝、時藝、四書文、八比文。這種文體有一套固定的格式,規定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個部分組成,每一部分的句數、句型也都有嚴格的限定。“破題”規定兩句,說破題目意義;“承題”三句或四句,承接“破題”加以說明;“起講”概括全文,是議論的開始;“入手”引入文章主體;從“起股”到“束股”是八股文的主要部分,尤以“中股”為重心。在正式議論的這四個段落中,每段都有兩股相互排比對偶的文字,共為八股,八股文由此得名。八股文的題目,出自《四書》、《五經》,八股文的內容,不許超出《四書》、《五經》範圍,要模擬聖賢的口氣,傳達聖賢的思想。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

 

通過科舉實現金榜題名,是士人一生中追求光宗耀祖的重要目標。科舉及第不僅讓士子個人有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而且能為家族提供發展的物質和精神支持,為子孫後代的讀書應試條件提供了良好的機會與環境。子種孫畊,硯田勿怠。謙則彌光,處事有道。心地宜培,日積月累。持家無方,忍為上策。這應該是一個世家的家訓。從清代科舉大家族的地理分佈來看,江浙兩地明顯比其他地方多。

 

展廳建築空間高達7米,運用此挑高二層樓的空間優勢,將像征世家榮耀的匾額懸掛於半空,觀眾進到展區,將看到壯觀匾額群列。在展區內還配置了許多與科舉教化相關之家具與擺飾,了解科舉確實在古人日常生活中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展區更安排俗稱小登科的婚慶主題,同樣藉由高聳的建築空間上方懸吊傳統紅色燈籠增添新婚喜慶氛圍,透過洞房空間的佈置,呈現科舉對於民俗文化的浸染。

 

六朝古都的南京,在歷史上長期是中國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其中科舉文化對此地的影響和積澱尤其深厚。科舉制度造就了南京獨特的文化氣質和鮮明的導向性地域文化,也塑造了南京特殊的人文精神。展區將十里秦淮具體而微的納入展廳,並將實景轉換成中國繪畫氛圍,讓觀眾彷彿步入畫中,營造出南京明清市街繁華的景像。當進入「東水關」後,將會引導觀眾體驗考生角色,透過茶舍、試館、江南貢院、書坊、河房、名人故居等場景,藉由實際的日常生活,了解科舉制度如何塑造南京的人文景觀。中國很多地方都建有“魁星樓”或“魁星閣”,其正殿塑著魁星造像,實際就是鍾馗。沒見過魁星像的人也許會想,既然魁星是主管功名科舉的,一定是一位文質彬彬的白面書生吧?其實恰恰相反,魁星面目猙獰,金身青面,赤髮環眼,頭上還有兩隻角,整個彷彿是鬼的造型。這魁星右手握一管大毛筆,稱朱筆,意為用筆點定中式人的姓名,左手持一隻墨斗,右腳金雞獨立,腳下踩著海中的一條大鰲魚(一種大龜)的頭部,意為“獨占鰲頭”,左腳擺出揚起後踢的樣子以求在造形上呼應“魁”字右下的一筆大彎勾,腳上是北斗七星。

 

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製度。由於採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士子應舉,原則上允許‘投牒自進’,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長官特別推薦,這一點是科舉制最主要的特點,也是與察舉制最根本的區別。科舉制改善了之前的用人制度,徹底打破血緣世襲關係和世族的壟斷;“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部分社會中下層有能力的讀書人進入社會上層,獲得施展才智的機會。但後期從內容到形式嚴重束縛了應考者,使許多人不講求實際學問,束縛思想。在中國,科舉制從隋朝開始實行,直至清光緒卅一年(1905年)舉行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為止(世界上最後一屆科舉考試結束於1919年的越南阮朝),前後經歷一千三百餘年,成為世界延續時間最長的選拔人才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