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6日，下午，我來到了蘇州博物館。參觀每一個地方的博物館是我的個人愛好，尤其是像蘇州這樣的古老地方，有著近2500年曆史，是吳文化的重要發祥地，歷史源遠流長，文化燦爛輝煌，是吳地的結晶與象徵，是吳地的驕傲與自豪。蘇州自古地靈水秀，人文薈萃，歷來被譽為“文物之邦”，是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之一，還是全球首個“世界遺產典範城市”。因此，蘇州博物館一定要來，而且還要多來幾次。
蘇州博物館是由世界著名建築大師貝聿銘先生集畢生的智慧和感情為家鄉蘇州親自設計的，館址位於歷史保護街區範圍，緊靠世界文化遺產拙政園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太平天國忠王府，佔地面積約10750平方米，建築面積19000餘平方米，是一座集現代化館舍建築、古建築與創新山水園林三位一體的綜合性博物館。蘇州博物館的設計結合了傳統的蘇州建築風格，把博物館置於院落之間，使建築物與其周圍環境相協調，同時，在造景設計上又擺脫了傳統的風景園林設計思路，而是為每個花園尋求新的導向和主題，把傳統園林風景設計的精髓不斷挖掘提煉並形成未來中國園林建築發展的方向。
蘇州博物館的主色調是粉牆黛瓦，就是為了能與蘇州傳統的城市肌理融合在一起，但又用灰色的花崗岩所取代了那些到處可見的千篇一律的灰色小青瓦坡頂和窗框，以追求更好的統一色彩和紋理。蘇州博物館的屋頂設計非常有特色，其靈感來源於蘇州傳統的坡頂景觀，而飛簷翹角與細緻入微的建築細部，已被重新詮釋並演變成一種新的幾何效果。玻璃屋頂將與石屋頂相互映襯，使自然光進入活動區域和博物館的展區，為參觀者提供導向並讓參觀者感到心曠神怡。
蘇州博物館館藏文物4萬餘件，其中一級文物865件/套，二級文物1188件/套，三級文物32295件/套，尤以歷年考古出土文物、明清書畫、工藝品見長。此外，蘇州博物館還收藏有古籍善本725種3128冊，普本28501種91754冊，為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蘇州博物館的基本陳列展區設有“吳地遺珍”、“吳塔國寶”、“吳中風雅”、“吳門書畫”這4個常設展廳。
蘇州自古就是吳地中心，鑲嵌在江南大地上的璀璨明珠。 2500年前吳大都的建立，邁開了蘇州城市文明的步伐。文物是歷史的見證，當一件件蘇州出土的文物展現在自己的眼前時，我不禁為其精美絕倫而讚美，為其天趣和諧而讚歎，為其絢麗風姿而贊唱。倘徉於蘇州的歷史藝術長廊，東方文明的盎然生機，定將使人流連忘返，遐思千萬。其中“吳地遺珍”系列包括晨光熹微、爭伯春秋、錦繡江南、都會流韻四個主題展室。
“晨光熹微”展廳：蘇州，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集中分佈區，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綿延不絕數千年，成熟的稻作農業，先進的製陶、治玉工藝，尤其是發達的“玉禮器”體系，始終是中國文明進程中極為光彩奪目的亮麗風景。這一尊粗砂陶三足器，是馬家浜文化（5000-4000）梅堰遺址出土，高12厘米，夾砂紅陶。敞口，圜底，下承三足。該器為斧形器上加三個寬扁形足。吳縣草鞋山遺址曾有類似器物出土。
“爭伯春秋”展廳：大國爭霸是春秋時期的時代主旋律，吳國的逐鹿中原、北上爭霸、黃池會盟以及吳越爭霸，為波瀾壯闊的春秋舞台譜寫了動人的歷史篇章。吳國的青銅兵器享譽海內，而其精美的玉器及精湛的青銅禮器製作亦為世人所青睞，真山吳王墓、嚴山窖藏出土的吳國王室玉器，虎丘春秋墓出土的提梁盉、鼎和何山東周墓出土的楚途盉等一批文物，代表了吳國玉器及青銅器製作的傑出成就。
“錦繡江南”展廳：至西漢武帝時(前140～前87)，擁有鹽、銅之饒、三江五湖之利的蘇州，已是“江東一都會”，成為東南的政治、經濟中心。西晉末，北方士族紛紛南遷，蘇州得到了又一次大開發。 《陳書•宣帝紀》用“良疇美柘，畦畎相望，連宇高甍，阡陌如繡”來描寫六朝時吳地的農田景象，而農業的發展帶動了手工業的進步。桑蠶業、絲織業、冶煉業、造船業、製瓷業等迅速崛起，領銜於時。其中的青瓷生產，尤稱代表。 至隋唐，隨著江南運河的開通，蘇州成為東南沿海溝通內外的水陸交通要衝，在全國經濟重心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南移的過程中，漸為全國財貨集散、轉運和信息交流的一個中心。東晉（317-420）褐釉雞首壺，是天寶墩出，口徑6.9厘米，高15.4厘米 雞頭引頸高冠作流，圓股形把手聯繫著盤口和肩部，兩旁橋鈕各一。通體醬褐色釉，應是德清窯的特色產品。德清窯位於浙江省，是目前已知最早燒造黑瓷的窯址。 青瓷與黑瓷都是以鐵為主要著色劑，生產工藝基本相同，釉料中氧化鐵的含量在3%以下的燒成青瓷，在4-9%以上的就可以燒出黑釉瓷器。
“都會流韻”展廳：唐宋以降的蘇州，經濟地位日益上升，“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與“蘇湖熟，天下足”的古諺語，在《馬可•波羅遊記》中，都有具體的反映。及至明清，城鄉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促進了城市工商業的持續繁榮，推動了社會進步和文化的極度昌盛，蘇州已發展成為全國著名的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有“東南一都會”之稱。 元末張士誠母曹氏墓(俗稱娘娘墓)及明晚期王錫爵墓出土文物如冠服、首飾、佩飾、刺繡、明器家具、生活用具等隨葬品，既反映了當時先進的工藝技術水平，又對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有所折射。元代（1271-1368）女金冠，曹氏墓出土，高13厘米，寬24厘米，此冠用極其織細的竹絲編結成網格狀冠殼，用藤或竹條做為內外邊圈，以絲扎固。再在冠殼表面蒙麻及黃薄絹。冠上綴貼孔雀翠毛，出土時色彩尚鮮豔，現已殘存較少。薄絹上用九根金絲由前而後箍牢。冠兩側金絲彎曲成迴旋狀。冠的前沿綴有鑲金邊的玉飾五塊，上面分別刻有鼠、虎、牛、羊、兔五肖，以虎居中。此冠於1964年6月在蘇州城南槃門外吳門橋吳王張士誠之父母合葬墓，隨同此墓一同出土的還有大量珍貴文物。
“吳塔國寶”突出展示了蘇州兩座標誌性佛塔虎丘雲巖寺塔和槃門瑞光寺塔內發現的國寶級佛教文物，分“寶藏虎丘虎丘雲巖寺塔佛教文物”和“塔放瑞光瑞光寺塔佛教文物”南北兩個展室，仿八角形磚塔的展室格局和主次分明的佈局形式直觀再現了文物保存原貌，充溢著莊嚴聖潔的宗教情懷。
“寶藏虎丘虎丘雲巖寺塔佛教文物”展廳：越窯秘色青瓷蓮花碗是蘇州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這不是一個普通的碗，在此碗沒有被發現之前，中國考古以及文化界都沒有見過真正的秘色瓷。此秘色瓷蓮花碗的發現正好填補了我國唐宋交接之際秘色瓷的空白，因此得以成為蘇州博物館鎮館之寶。說起這件秘色瓷蓮花碗的發現，還要回溯到61年前，1957年3月30日，蘇州虎丘塔迎來又一次的維修，這次修繕採用的方案叫“加箍噴漿”。簡而言之就是用水泥凝固，外加鋼筋箍套。不過“如此往復三道”，一個叫王菊的工人，絲毫未偷工減料地往塔的第二層裂縫處灌水泥漿，然而大量的水泥漿下去之後，都消失得無影無踪。裂縫像饕餮一樣，怎麼也填不滿。王菊覺得這事兒不對勁，但是好奇心仍然驅使他扒開周圍的磚石，一條“通往江南”秘密的通道，赫然出現在他眼前，於是，他就壯著膽下去，發現一條十字形空巷，中間放有長方形石函和多件文物：原來這是一處傳承江南千年文化的藏寶閣。這次意外發現，揭開了虎丘塔背後千年江南的秘密，之後又發現了暗閣。其後在第三層一個昏暗的洞窟中，一件“青色蓮花碗”泛著瑩潤的水光，出現在世人面前。當時誰也沒想到，這只看上去很普通的青瓷碗就是傳說中的秘色瓷。直到1987年，陝西法門寺封閉千年的地宮現世，出土了一批越窯青瓷，同時還出土了相關碑文。文中所述的秘色瓷呈青綠色，釉色晶瑩，能達到碗中無水，卻彷彿有一汪清水的效果。而蘇州虎丘塔暗閣中發現的“青色蓮花碗”，恰好就呈現出這種水光盈盈的樣子。人們這才認定，這就是失傳已久的秘色瓷。秘色瓷是越窯瓷器中的精品，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國定燒的入貢中原朝廷的專屬瓷器，庶民不得使用。蘇州博物館館藏的這件越窯秘色青瓷蓮花碗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蓮花碗，一部分是盞托。碗呈直口深腹，盞託的形狀如豆，上部為翻口盤，正中鏤空有一個小圓孔直通器底，下部為向外撇的圈足。胎體呈灰白色，胎質細膩緻密，顆粒均勻純淨。器型敦厚端莊，比例適度，線條流暢，豐腴華美，恰似一朵盛開的蓮花，構思巧妙，渾然天成。整體造型精巧端莊，胎壁薄而均勻，湖水般淡黃綠色的釉色，玲瓏似冰、剔透如玉、勻淨幽雅，令人陶醉，將高深的佛法與精美的瓷藝完美地統一。頗有唐代陸龜蒙“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的藝術效果，是秘色瓷中的稀有之物。
“塔放瑞光瑞光寺塔佛教文物”展廳：瑞光塔又稱“瑞光寺塔”或“瑞光院塔”。瑞光寺，初名“普濟禪院”，據志書載，在三國東吳赤烏四年(241年)時，康居國僧人性康來到蘇州，吳主孫權為他創建了這座佛寺，是蘇州的著名佛寺之一。赤烏十年(247年)孫權為了報答母恩，在此寺中建造了十三級舍利塔。五代後晉天福二年(937年)重修，並敕賜一枚銅牌置於塔頂。宋宣和年間(1119—1125年)重修時改為七級，並賜額為“瑞光禪寺”，相傳塔上常常放五色祥光，故而改名為“瑞光塔”。現存的瑞光塔為磚砌塔身，是北宋初期的遺物，木構部分為宋、明、清歷次重修的，其建塔歷史在蘇州諸塔中僅次於虎丘雲巖寺塔。塔為7級8面，由外壁、迴廊、塔心組成。塔高43．2米，由下至上逐層收縮，輪廓微成曲線，體制古樸，保存了唐宋多層塔的風格和結構特點。 1978年4月，蘇州文管部門在該塔的第三層塔心的磚龕內發現了許多珍貴的文物，經過鑑定考證，這批文物有以硬黃紙墨寫《佛說相輪陀羅尼》一百零五卷、《佛說天地八陽經》一卷，碧紙金書《佛說阿彌陀經》一卷、碧紙金書《妙法蓮華經》七卷(唐、五代之物)；雕版印刷的《法華經》六卷、《大隋求陀羅尼經咒》一卷、《梵文大隋求陀羅尼經咒》一卷(北宋)；黑漆嵌螺甸經箱(唐、五代)；真珠舍利寶幢(北宋)；彩繪四大天王像內函(北宋)；銅質金塗塔兩座(五代)；地藏、觀音、如來佛菩薩像九尊(宋)；彩繪描金模製泥質觀音像2尊(宋)及喇嘛小木塔和琥珀龜鈕方章(宋)等，令人感興趣的是這批文物大部分同佛教的密宗有關，對於研究密宗在五代南方的傳播及其對北宋初期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的參考價值。嵌螺甸經箱，唐-五代（618-960），1978年發現於蘇州瑞光寺塔第三層天宮。經箱系木胎，通體髹黑漆，用天然彩色的螺鈾嵌出各種圖案，雍容華貴。碧紙金書《妙法蓮華經》就存放在這隻黑漆嵌螺鈾經箱中。 經箱分蓋、身、台三部分。蓋為盝頂式，用木板鬥和，四周立板由三個門齒狀榫頭相接。台座則採用須彌座形式，設有十六個壺門，壺門內貼飾堆漆描金瑞草。木片施金箔，雖經千年，金色依舊。蓋面以鈾片嵌出三組並聯團花，中間團花中央鑲一顆直徑2.3厘米的半球形水晶球。盝頂斜坡和立面各綴花葉文鈾片圖案，分別間以蝴蝶和飛鳥狀鈾片。箱身四個面嵌纏枝形石榴花卉圖案，寓意子孫滿堂。蓋、身、座四周還以花苞形，四瓣花形、雞心形等不同形狀的細小鈾片嵌出條帶形紋飾。鈾片即蚌片，又稱螺細。經箱鈾片厚0.1厘米，表面施以淺雕刻紋，使各式圖案顯得更加雅緻精細。 根據唐、五代各時期經紙不同的尺寸，以及嵌螺鈾的作法，可以確定此經箱是晚唐或者五代的作品。至目前為止，五代的經箱屢有出土，但嵌螺鈾經箱卻前所未見。瑞光寺塔出土的這只華美經箱，為我們了解晚唐嵌螺鈾工藝提供了一件最早的實物。
1978年4月12日，三個頑童登上岌岌可危的瑞光古塔掏鳥蛋時，在寶塔的第三層意外發現了一個封存已久的寶藏，寶幢即是其中之一。寶幢置於黑色外木函內，木函的正面立牆上有兩排白漆楷書：“瑞光院第三層塔內真珠舍利寶幢”。寶幢的主體用楠木構成，分須彌座、佛宮、剎三個部分。須彌座呈八邊形，下有雙層方澀，向上弧狀收束。中間分置銀獅、半圓雕供養人及木獅。須彌座上週置勾欄，內作大海，須彌山從中聳起，一條滿身綴珠的九頭龍在山與海之間盤旋。海面升起八朵木製祥雲，雲頭分別站木雕四天王、四天女。佛宮在須彌山的頂端，宮外有八大護法天神守衛。宮中為碧地金書八角經幢，分別以真、草、隸、篆書陰刻填金七佛之名，及梵語“南無摩訶般若波羅密”，意即“大智慧可達彼岸樂土”。 經幢中間是一隻用來供奉舍利子的淺清色葫蘆形瓷瓶及兩張雕版印《大隋求陀羅尼》。幢頂的佛龕內置一尊木雕趺坐佛祖像。佛宮外有八根殿柱，柱上承八角形斗拱梁房殿頂及戧角。殿頂又設漆龕，內盛金質寶瓶。華龕上罩一八角形金銀絲串珠華蓋，蓋上有鎏金銀絲編小龍八條。 華蓋上部為剎，以白玉、水晶及金銀製成。八條銀鍊從剎上垂下並與華蓋八角相連。剎頂是一顆直徑為3.4厘米的大水晶球，球兩側用銀絲纏繞，金光閃閃，意示“佛光普照”。 真珠舍利寶幢，選材名貴，構思獨特，造型優美，綜合了當時木雕、描金、玉雕、穿珠以及金銀細工等專業技術，整個寶幢共用珍珠四萬餘顆，凝聚了當時能工巧匠的智慧與心血，是一件珍貴的宗教藝術品。
在明清文人的集體記憶中，蘇州有著無可替代的歷史文化位置。這不僅是因為蘇州是山川鉅麗、風土清嘉的江南奧壤；聲名文物、群彥汪洋的人文淵藪；商賈輻輳、百貨駢闐的繁華都會；更為具體而感官的是麋鹿姑甦的弔古幽情、才子佳人的風流佳話、閒隱君子的雅人深致，乃至衣服屋宇的窮極華靡、飲食器皿的備求工巧、俳優伎樂的恆舞酣歌、宴會戲遊的殆無虛日等諸如此類的蘇州物質文化與消費生活的城市印象。而囊橐這些集體記憶中的碎金屑玉，明清蘇州在文人們心目中的概念，儼然是世間文人文化的住持，天下風雅活動的主持。在當時諸多的文人記憶中，與徐霞客並稱為雙子星座的人文地理學家浙人王士性，以其遍遊全國的經歷所作的如下評論，庶幾是真實而公允的：“姑蘇人聰慧好古，亦善仿古法為之，書畫之臨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贗不辨。又善操海內上下進退之權，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其賞識品第本精，故物莫能違。又如齋頭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為尚，尚古樸不尚雕鏤，即物有雕鏤，亦皆商、週、秦、漢之式，海內僻遠皆效尤之，此亦嘉、隆、萬三朝為盛。至於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動輒千文百緡，如陸子岡之玉、馬小官之扇、趙良璧之鍛，得者競賽，咸不論錢，幾成物妖，亦為俗蠹。 ”“吳中風雅”系列包括書齋長物、陶冶之珍、攻玉巧技、雕鏤神功、文房雅事、閒情偶寄、墨戲草堂（即宋畫齋，室外）、錦繡浮生展廳。
“雕鏤神工”展廳：竹、木、牙、角與金、石、玉甚至果殼、果實諸器，同為雕鏤巧技，並無嚴格分工，多爲文具或案頭清供，屬於明清文人日常最相親傍的玩好之物，也是文人與工藝結盟的斯文載體，尤其是竹、木、石類，不太孱弱的文人甚至不必假手於人，直接就揎拳捋袖的鐵筆揮灑起來。 明清良工大都集於擅江湖之利，兼海陸之饒的江南地區，這裡是竹木材章的原產地，紫檀、沉香、花梨以及象牙、犀角等舶來品的集散地，也是鬻奇售巧的消費區，更是閒賞文化的主流區。 清金元鈺把竹藝雕琢歸以兩派，一始於金陵濮仲謙，一始於嘉定朱松鄰。從明清文人的記憶中，濮仲謙大璞不斫的審美理念以及《陶庵夢憶》中所及的“於友人座間見有佳竹、佳犀，輒自為之。意偶不屬，雖勢劫之、利噉之，終不可得”的名士風度；朱松鄰善書畫，通古篆，運筆法於“窪隆淺深”的藝術品味以及為人操履完潔，孤介絕俗的文人氣質，與真正意義上的文人別無二致，只是文名為藝名所掩了。顧珏款竹刻賢士小筆筒，清（1644-1911）， 口徑5.5厘米，底徑5.4厘米，高11.9厘米，口作鱔脊式，下承三矮足，棗紅色。器壁環雕松竹，林中坡台間群賢畢至，一組聽琴，一組弈棋，各得其所。整器用刀深峻，跳頓有力，不作矯飾。在造型上一反早年精雕細琢的風格，竹樹枝葉以塊面形式處理，帶有濃重的裝飾效果。人物也不拘泥於形似，約略數刀而神態畢現，且參用深刻和鏤雕法，準確圓熟，富有變化。署隸書“顧珏”二字款，攜“宗”“玉”連珠印一方。
“文房雅事”展廳：注重閒賞，講究品味，追求格調的明清文人，對於其書齋中文房用具材質形制的良窳雅俗，是真有所癖的。 明高濂《遵生八箋》就說過：“文房器具，非玩物等也。古人云：筆精墨良，人生一樂。 ” 在文房四寶中，以硯為首，而湖筆、徽墨、宣紙和端、歙硯，則是其中名牌。蘇州靈巖蠖村亦以硯名，惜不入流；蘇州顧二娘以治硯名，則士林共仰。顧二娘是惜售其技的，非端溪老坑佳石不肯奏刀，故鑑識硯材是其所長，只須以腳尖點石，即能辨別優劣新舊，這種渲染有傳奇色彩的絕技，當時就有唱詞讚道：“玉指金蓮為底忙，墨花猶帶粉花香。 ” 文具除筆墨紙硯外，明屠隆《文具雅編》還列舉出四十三種文房附屬用具來，如筆格、筆筒、筆洗之類，今人已不常見的貝光、麈、韻牌之屬，甚至還有剪刀、如意、鏡等，不厭其詳的逐一介紹並界定雅俗，儼然是風雅的廣大教化主。而高濂以各種秦漢古玩取用作文具，變清賞為實用，更是雅馴得另類而高致。黃白壽山石獅白文印面大方章。清 (1644-1911) ，長4.5cm，寬4.5cm，高8.6cm，白文印面“藏修息遊之廬”。
“閒情偶寄”展廳：除了以賞鑑名物、焚香彈琴、品泉瀹茗、文酒玉饌來滌煩消俗，用助清歡之外，鬥蟲聽鳥、博奕樗蒲，甚至聲色為樂，也是明清文人偶爾釋放閒情，以物寄性的玩法，居然也可以玩得精緻優雅，不沾染些須市井俗氛。 鬥蟋蟀，飼蟈蟈，畜禽，養魚類，美器是必要的，蟋蟀罐最好是蘇州陸墓所出，而其極品，則推宣德御窯所製。明人沈德符稱：“今宣德盆甚珍重，其價不減宣和盆也”，可見玩物身價。蟈蟈匏器亦復踵事增華，雕磨瑩潤，以明蘇州府巢鳴盛為能事；範匏則是康熙間太監梁九公發明。鳥籠則要細木巧作；魚缸則須名窯禦器。 焚香、啜茶，是明代文人的標誌性癖好，宣德爐、陽羨壺，再加上林林總總，不勝枚舉的附屬專業器具，似乎窮奢極侈，但論材質，無非銅錫、砂土，取其適用雅緻而已。清代，焚香之好已為鼻煙取代，遂又精於器，至乾隆朝，鼻煙壺之豐富多彩，是集古今工藝之大成者，而同、光年間蘇州俏色玉雕鼻煙壺的出現，則令人不禁有風雅輪迴之想。青花蟋蟀罐，明宣德（1426-1436），器身飾青花纏枝花卉紋，因採用進口“蘇泥勃青”鈷料，色澤濃艷，折析出自然黑疵斑點，底款青花雙圈“大明宣德年制”。 我國飼鬥蟋蟀風尚由來已久，而飼鬥之工具亦求精緻高雅，其中以陶製舊者善鬥蟋蟀最為適宜，首推宣德御窯所製，推而凡宣德年間所製之器皆屬名貴。
“迎神納財”展廳：農曆正月初五為財神日。相傳這一天是財神誕辰。古代有五祀，即祭門、戶、行、灶、中霤五神，其中行即路神。清初，又以路神為財神。因為路神有東西、南北、中五路，於是財神也有五路財神。清•顧祿《清嘉錄》載：“五日，為路頭神（即財神）誕辰，金鑼爆竹，牲醴畢陳，以爭先為利市，必早起迎之，謂之接路頭。蔡雲《吳歈》雲：五日財源五日求，一年心願一時酬。提防別處迎神早，隔夜匆匆搶路頭。” 此套小擺設就是農曆正月初五日迎接財神護國公的，它集紅木小件、泥塑、玉石雕刻、刺繡等多種蘇州傳統工藝於一體，是蘇州巧匠良工的集中體現。
“錦繡浮生”展廳：宋元以來，江南便是我國絲織業中心之一，及至清明，更有“衣被天下”之稱。當時官營的織造機構，也以江寧、蘇州、杭州三地最為倚重，其中蘇州織造局除特供上用、官用織染緙繡、鍛疋服飾外，入清以來，還兼任宮廷多餘物質的營銷，故從“宮廷樣，蘇州匠”演為“蘇州樣，廣州匠”的時諺，盡可窺知蘇州織造局所帶動的社會文化風尚的趨變。 蘇州民間大量存在的機戶，更是杼軸冠天下的，其產品亦堪與官府織品媲美；蘇繡也因為藉了露香園顧繡的精華，針黹鋒芒起來，故明人張瀚所謂“吳制服而華，以為非是弗文也；吳制器而美，以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於服，四方重吳器而吳益工於器”，該是春秋之筆。 作為東南一大都會的明清蘇州，儼然是當時物質文化消費的中心區，是時尚、品位與流行的濫觴地。服飾作為政治、經濟、文化的一種表徵，一種符號，最是一葉知秋的。
“宋畫齋”展廳：蘇州自錢鏐國吳越而至兩宋，稍免干戈之難，故物資之阜，井邑之富，冠蓋之多，人物之盛，躍起而為東南冠，其文化之影響力，自茲愈深愈遠。 貝聿銘建築師有感於斯，特闢宋式書齋以標揭宋代江南文人文化之內涵，以令後人陟降仰瞻可以悠然思。此非劉禹錫之陋室自安，取米南宮之雅人深致也，而草堂雍和，綺疏青瑣，攝卷散帙，臨池墨戲，用厥泉石，陶厥風煙，若將無事人世者。遂委託東南大學朱光亞教授主理其事，並由蘇州文物古建公司鳩工承建。 墨戲堂宋齋三間六椽，闊二丈四尺，深一丈八尺(宋營造尺)，宋式江南民間廳堂建築也，大木架用梓、櫟、櫸諸材，用“四椽柎對乳栿用三柱”廳堂造，並以櫨鬥連柱式，彰顯宋式建築之地域特徵，舉凡叉手、托腳、駝峰、鷹嘴等等，皆有所本；柱、櫨鬥、柱礎等等，亦有所旨。門窗則擬宋《營造法式》之兩明格子門，略有改進。牆體以編竹夾泥牆做法，而塗泥抹灰，悉遵宋式。屋面草頂，是貝先生基於美感經營之要求，殆王摩詰輞川別業文杏館之“文杏裁為梁，香茅結為宇”之自然林泉意境耶，茲以蘇北匠人以紅茅草追擬之。地面以陶缸為點式龍骨空鋪地磚，儼然館娃宮響屧廊遺制也。家具有榻、桌、椅、香幾、高足箱、圓凳，燈架等，皆本自宋畫中所見，由蘇州昊軒定制。庭院以賞石為主景，輔以石燈、石桌，間植芳卉為襯，簡約雅緻是尚也。 墨戲堂宋齋之落成，美哉輪乎，美哉奐乎，觀者自有心得，而規擘匠締，皆為一時首選，是無憾矣。
“書齋長物”展廳：如何營構一個迥俗的讀書空間，並配之以雅緻的家具及器物陳設，經營起一個兼具知性與美感的書齋生活世界，這對於明代中期以來普遍的文人來說，甚至已成為比讀書本身更為重要的追求。 我們現在仍可從當時大量的文人閒賞類著述中，感受到這種富有意蘊的文人優雅生活方式的具體內涵，甚至是纖悉畢具的細節。出身於蘇州風雅世家的晚明文震亨，著《長物誌》十二卷，分述室廬、花木、水石、禽魚、書畫、幾榻、器具雜品之屬、位置、衣飾、舟車、蔬果、香茗等，其中一卷記載了家具二十餘件，一一都有詳細的造型、尺寸、裝飾和作法，並專設一卷論述室內陳設，美化功用，擘劃雅俗，其“隨方置象，各有所宜，寧古無時，寧樸無巧，寧儉無俗”的家居設計美學傾向，正是當時文人的共識。 這便是後世所謂“明式家具”風格形成的文化因素，也是“明式家具”文人氣質的由來。
“陶冶之珍”展廳：當古玩鑑藏之風逐漸成為一種社會時尚而朝野翕然的時候，明清文人以其精練於鑑識品第的文化資本，參與了古玩市場化的進程，乃至於居間謀利，甚而成為定義雅俗，操縱風向的主導者。古玩的不可多得及日少一日，古窯器的脆薄易損，供需便趨失衡，遂使一些絕妙的偽造品，乃至精巧的“時玩”，得以大量填充其間，竟也隨即成了市場的新寵，身價百倍起來。 明末王世貞、沈德符都對沈周等時人的書畫和宣德、永樂、成化的時窯的行情暴漲，表達了他們的詫異之情，並同聲指為吳人濫觴，徽人波靡，這也恰恰隱示出文人於商人相生相剋的窘境來，這便又促使文人不斷去重新詮釋、辯證雅俗，商人也便愈發緊隨著去擦拭這中間的劃線，似是反复。 現在看來，以明清瓷器作為“時玩”，是毫不遜色於古玩的，明永樂、宣德、萬曆的青花，成化的鬥彩，萬曆的五彩，乃至清康、雍、乾三代的彩繪、色釉瓷，無不是古人難以想見的絕倫精美，其經典的魅力，隨時都很動人。當時主天下風雅的趨時的蘇州文人，倒果然有著開放的胸臆及遠瞻的實力。青花人物筆海，清康熙（1662-1722），這件是青花人物筆海。筆海即體積比較大的筆筒。此物件繪圖精美，青色鮮亮，濃淡適宜。這件器物的有著康熙朝時期青花的主要特點——青分五色。仔細觀察筆筒表面的人物衣履和周圍物品和景色的顏色層次，會發現都是用青色來展現的，簡單的青花的顏色則被分成了濃淡不同的筆韻，使所繪的圖案具有豐富的色調。清康熙年間是繼永宣青花和成化嘉靖青花之後又一個青花製作的高峰。使用國產浙江青料，色澤鮮明青翠，濃淡相間，層次分明。而其運用濃淡不同青花來繪製圖案的技法也是康熙青花有了“五彩青花”的美譽。五彩青花”的美譽。
“攻玉巧技”展廳：蘇州專諸巷，在中國玉器工藝發展史裡，極有份量，因為明代最為著名的碾玉中心在這裡，中國最負盛名的碾玉妙手陸子剛也在這裡。 《蘇州府志》和《太倉州志》中，都有關於玉工陸子剛的記載，當時江南地區的風雅班頭如徐渭、文震亨、王世貞、陳繼儒、張岱等，也都曾追捧他的攻玉絕技，延為名流。而陸子剛也著實沒有妄自菲薄，凡治玉，是定要如文彭治印般，落上名款的，而這種對署名權的尊重與執著，倒像是文人作風。 清朝最負盛名的碾玉中心仍在專諸巷，內廷玉匠也多出自這裡，帝后的用玉也仍在這裡琢治。乾隆還曾有詩讚道：“相質制器施琢剖，專諸巷益出妙手。 ” 閶門南段自專諸巷到學士街，從此玉作鱗次櫛比；閶門外吊橋一帶，於是玉器攤肆林立。 閶門內周王廟為當時玉器業公所，稱"珠晶玉業公所"，每年九月十四日至十六日舉行廟會，營造商業文化，並互相切磋技藝，流風不輟，玉工輩出，如道光年間的徐鴻、朱宏晉及清末的宋、衛二家。
中國捲軸書畫自魏晉而降，繁花錦簇，代有標楬，至明清兩代，海納川而後派流衍，是集其大成者。而論及明清書畫，蘇州自是繞不開去的一個文人道統的“月旦”之地，其先期高蹈主義的傳火於薪與隨後吳派及吳派源流的一曲天下，佔盡藝壇風流，目為正統。其人氣之旺，單以畫家論，據《吳門畫史》所載，正德至嘉靖年間，即有876人；其後遂與表現主義或個性派並峙，演為交相起伏的兩條主流，各擅勝場。蘇州博物館自1960年成立以來，積四十餘年力蒐集、庋藏傳世書畫，成績可觀，其質其量均稱一流，尤以吳派及吳派源流諸子、四王吳惲及其源流諸子、揚州畫派諸子等作品為翹楚。今遴選其中部分典藏，列以卷、軸、冊等裝潢形式，於吳門書畫廳分期分批予以展示，雖每期僅為明清書畫中之一鱗半爪，然觀眾亦足以窺見明清書畫的各種流派的藝術風格，從此可以連綴出明清書畫藝術發展的基本脈絡，綜緒出集其大成的時代特徵。 “吳門書畫”尤以吳派及吳派源流諸子、四王吳惲及其源流諸子、揚州畫派諸子等作品居多。
蘇州博物館除了常設的基本陳列展廳之外，還有特展廳和現代藝術展廳，不定期地舉辦海內外現代藝術品展覽，以豐富市民的文化生活。除了字畫、雙塔瑰寶、明清瓷器和蘇州工藝美術品展區外，還將佈置特色家具展區，以強調蘇州豐富的藝術和文化傳統。我去參觀的時候，正好是在舉辦蘇州民俗展。蘇州建城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在漫長的歲月中形成了具有吳地特色的民俗，它是人民群眾智慧的結晶， 是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這是一個展示蘇州民俗的窗口，環繞節令民俗、吉祥民俗與育子民俗展出一些民俗文物，介紹一些民俗知識，以豐富工作文化生活。
參觀完蘇州博物館，我在回程的路上，一直都在思考一個問題，什麼是好的博物館，是博物館的建築，還是博物館的展品，是注重形式，還是專注內涵。蘇州博物館的建築出自世界著名建築設計大師貝聿銘先生之手，果然是氣勢非凡，整個建築的風格是一派江南情懷，粉牆黛瓦，小橋流水，清新雅潔，既有古色古香韻味，又有十足的現代感覺。然而，這是不是有一些喧賓奪主之嫌，我的感覺就是華而不實。我也曾經在法國巴黎的盧浮宮參觀遊覽，貝聿銘先生設計的玻璃金字塔只是孤獨而安靜地爬在盧浮宮廣場上，顯得很不起眼，據我觀察，廣場上人來人往，絡繹不絕，基本上沒有什麼人去留意那麼一個小小的玻璃門廳，所有人的注意力和興趣點都是集中在盧浮宮裡豐富多彩、內容豐富的展品上面。所以，蘇州博物館雖然顏值不錯，宣傳營銷能力很強，但是，不要忘記了自己是一家博物館。我認為，作為一家博物館，內容永遠是第一位的。